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得到复兴，并在1985年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若将1985—2010年这二十五年的学科发展历程一分为二，则可以将1996年长春的第五届年会视为一个转折点。在这次年会上，学会领导倡议成立二级学会—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海南大学率先将文学人类学作为重点学科，启动了“文学人类学论丛”的编辑出版计划。^[1]1997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在厦门召开，会上展开了学科交叉与互动的对话，对文学人类学的性质、研究范围与方法论达成共识。会议论文集《文化与文本》的编辑出版，推动了当代文史研究中的文化阐释潮流。

“文化文本”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对文本阐释的合理方式同样可以运用于对文化的阐释。中国文史研究的悠久传统以考据为核心方法，受到人类学转型的刺激后，从单纯的考据研究转向了文化阐释，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变。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创立者们在20世纪末启动重新解读中国上古经典著作的研究计划推出了“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如《楚辞的文化破译》（1991），重新解析了包括屈原的名字和《离骚》的字义在内的诸多疑难问题；《诗经的文化阐释》（1994），解读了古汉语中“诗”的口传文化渊源及其与盲人祭司群体的特殊关系，辨析了华夏文化中诗歌的多样性文类系统及其与诅咒、占卜、祈祷、判案、求偶等文化活动的联系。此后，陆续有《老子的文化解读》（1994）、《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1994）、《史记的文化发掘》（1997）、《庄子的文化解析》（2005）等作品问世。文化阐释作为文学和历史研究的一种风气和潮流，波及整个学术界。从二十年前的语境看，当时接纳“文化阐释”派的不是古典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恰是比较文学界中的文学人类学学者。如中国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院士所说，虽然中国在国际人类学领域处于后进地位，但在文学人类学方面却成果丰硕，还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体现出一定的先锋性。为文学人类学研究者最为关注的难题是：中国学术传统如何在方法论上同外来的西学理论和范式形成有效的对话与结合。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成熟起来的“三重证据法”理论，立足于中国传统与西学比较方法的现实会通语境，是文学人类学趋向独立的方法论基础。所谓“三重证据法”，包括文字训诂考据为第一重证据，王国维等揭示的出土甲骨文、金文等为第二重证据，后增添人类学、民族学的非文本性参照材料为第三重证据。简言之，所谓“三重证据”指非文字的活态文化传承，包括口头传统和仪式等。

王国维于 1925年在清华大学讲“古史新证”课时，提出利用地下出土的甲骨文探讨上古史的“二重证据法”，给现代人文研究树立了创新的表率。随后有茅盾、苏雪林等用比较神话学的眼光研究汉籍中的神话，又有闻一多、郑振铎等取法弗雷泽派的人类学，重新解释中国古典。从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到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再到闻一多的《神话与诗》和郑振铎的《汤祷篇》，以及萧兵的《楚辞的文化破译》和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等，三重证据法的应用呈现蔓延态势。历史学家杨向奎、饶宗颐和笔者等，曾分别提出三重证据的说法。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中，作者以自序“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更新”为全书起始，梳理出现代学人运用三重证据的研究经验，特别是人类学的比较文化视野，如何作为超越古人的第三重证据。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在21世纪之初，“四重证据法”应运而生，成为文学人类学者自我超越的方法论路标。文学人类学通常被理解为以人类学的视野思考和研究文学的学问。^[2]显而易见，这是文学研究者在人类学影响下探索的一个跨学科领域。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史，相对于在她问世之前的国别文学研究史，显然只能算是年幼的新生儿。文学人类学的发生，既有其国际跨学科潮流的大背景，也有中国现代学术的特殊需要的现实语境。简言之，一是19世纪后期以来蓬勃开展的多元文化比较的研究潮流；二是人类学的知识全球化整体视野；三是从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到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公正理念的发展。三个方面缺一不可。知识全球化视野给单纯的一对一式比较（X比Y模式）带来挑战；后殖民主义批判有助于消解精英本位的文学观，启发学者去发掘长久以来被文化霸权所压抑的非主流的、无文字的、边缘族群的文学，从而将比较文学家设想的带有贵族化倾向及霸权色彩的“总体文学”观念，引向文学人类学的多元民主化方向。文学人类学研究者认为，沟通文本与口传、神话，仪式与现实存在，重构原始与文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联系是该派批评的价值所在。21世纪问世的系列著作即体现出这样的探索，如徐新建的《山寨之间—西南行走录》（2004）、吴秋林的《众神之域》（2007）、孙文辉的《巫傩之祭—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2006）、巴莫曲布嫫的《神图与鬼板—凉山彝族诅咒文学与宗教绘画考察》（2004）、吴正彪的《苗族年历歌和年节歌的文化解读》（2006）等。20世纪末以来，比较文学和整个人文研究领域出现的“人类学转向”正是百年积累下来的跨学科研究趋势的结果，是类似于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的一种影响深远的学术转向，它预示了未来引导知识全球化视野和知识创新整合的潮流。进入21 世纪，随着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在大陆初步形成了一个富有特色的新学派，并波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先后设立的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方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文学人类学研究机构，参与了“985”项目“文化互动与文化遗产”等课题研究。2005—2010年，文学人类学学派先后在湖南科技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和广西民族大学召开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二至第五届年会，组织和协调全国从事相关研究的两支力量—语言文学研究者和民族学、民俗学研究者，将文学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和范式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目前，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立田野调研作业基地，希望将被现代学院派所架空的“中国文学”概念还原和落实到多民族活态文学的现实土壤中。

近年来的相关著述有杨朴的《二人传与东北民俗》（2001），容世诚的《戏曲人类学初探》（2003），彭兆荣的《文化遗产的理论与实践》（2008）、《岭南走廊：帝国边缘的地理和政治》（2009），徐新建主编的《灾难与人文关怀：汶川地震的文学人类学纪实》（2009）、《横断走廊：高原山地的生态与族群》（2009），叶舒宪的《神话意象》（2007）、《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2009），高莉芬的《绝唱：汉代歌诗人类学》（2006）和《蓬莱神话》（2008）等成果。这些著述或把神话观念与仪式结合起来研究，或从古今文学叙事模式中发掘仪式原型，或深入民间考察至今还存活的仪式与信仰、神话的关系，将典籍记载中故去的神灵和现今庙宇中尚在供奉的活神联系起来，显示了人类学的仪式视角对于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改造。彭兆荣的《文学与仪式》（2004），对于比较文学的主题学和形象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在总结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经验和在学科理论方面，程金城主编的《文艺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2007）、吴广平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人类学与文学研究的互动经验。《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2003），系统研讨了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关系。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专业教科书《文学人类学教程》出版，该书立足于本土多民族文学再认识，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知识创新提出了操作方略，着重强调了四重证据法的应用。

此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步诞生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现有全国56个民族的注册会员8 000多人），是迄今为止全球少有的以收集整理民间口传文学为主要任务之一的官方机构。该协会多年来坚持在中国大陆2 800多个县级单位的范围里，大力开展以田野作业和口头作品普查为基础的人类学式工作。自2011年以来，作为民间学术团体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与作为国家学术机构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展开了有效的学术协作和互动。特别是民间文学专业在学科调整中被合并到民俗学（隶属于社会学），大陆高校的民间文学教学面临逐渐萎缩乃至被取消的危机，比较文学和文学人类学应自觉地承担起整合原有的民间文学专业和新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的打通任务，亟须建构一种新的包容性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替代过去的文本中心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忽略多族群互动的文学史观。希望重建后殖民时代的学术伦理既能兼顾书面小传统和口传大传统，又能兼顾占据中心地位的贵族化文学典范和各种边缘化的他者文学活态。在这方面，以研究原住民无文字社会而著称的人类学，恰好能够提供成熟的文化理论、学术伦理及研究方法之借鉴。^[3]

文学人类学一派所强调的第三重证据，究竟包括哪些材料呢？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初表述是：传统文献之外的人类学田野调研资料，或称“民俗和神话材料”。^[4]从民间文艺视角出发，有学者称这些材料为“活态文化”（Living Culture）。^[5]而进入21世纪以来，更流行的官方称谓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命名“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导，简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或“非遗”。所有这些过去不登学术研究大雅之堂的民间口传资料，如果能够全面地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总体，其范围和数量丝毫不亚于文字的书面资料。笔者在2003年的《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一书中对第三重证据的表述是：“传世文献与考古材料以外的异文化参照材料，即民俗学、人类学的田野观察材料和跨文化的文献材料。”^[6]这个表述突出的是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比较方面。因为所有的文化他者的材料，都可以作为本土文化研究的参照系来使用。从另一意义上说，掌握文字书写的民族也有其从古至今流传的口传文学资料，这同样意味着展开比较研究的巨大空间。口传的资料经过田野调查过程笔录和书写，会变成新的书面文献。在当今的“数字化生存”时代，这些原本是民间口耳相传的东西，经过文字录入和数字化加工，成为电子文档数据库，其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就逐渐显山露水，呼之欲出了。

2014年2月28日，历经多年艰苦努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一期）在北京举行成果演示会。笔者在发言中指出：中华文明五千年，民间文化占有半壁江山，但以往的知识人对此大体上缺乏认识。下文摘录中国民协刊物《民间文化论坛》的访谈实录，借以说明“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的实施意义，特别是对更新我们的文学观念和文化观念所具有的启示。

问：中国民间文学的“三套集成”的县卷本搜集整理工程，跨度10多年，涉及2 800多个县区，几十万人参与进来。请您谈谈，有哪些方面让您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答：中国自西周时代就有官方组织的民间采风活动，后来以文字为媒介的书写文化形成经典，口传文化的地位遂一落千丈，风光不再。“三套集成”是前无古人的大规模全覆盖式的收集整理口头文学，意义非同一般。数以千计的县卷本虽然数量庞大，但是没有发行，也不公开，基本上无法发挥其信息传播作用。而2010年及时启动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将会彻底改变民间口传文学在文化总体中的弱势地位，借助于新媒体的检索查找之便和全民共享性，其结果在未来的大数据时代将大放异彩！试想，古往今来的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的哪一个人，能够有幸拥有9亿字的海量口传文学作品随时翻检和查阅呢？自2011年以来，从燕郊的汉王公司作业车间，到北京西郊上地的汉王总部，我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老专家团队风雨无阻，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他们的智慧和敬业精神让我永远铭记。

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是一个视野开阔、责任心强、能够与时俱进的民间社团。数据库工程就是这个优良传统的延续和体现。请您谈谈在“后三套集成时代”民间文学的抢救与保护以及学术研究还有哪些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答：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来说，民间文学是我们所熟悉的本行，但是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鲜事物，大家以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但是如何高效地利用和发挥，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需要组织高端研讨会，学习和熟悉这一新事物，认识其超前的知识观革新意义，让业界和新媒体界的专业人士参与讨论。通过一段时间试用，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二期的再分类工作作好准备。如果条件允许，还需要扩大收集范围，拾遗补阙，对目前的4 905册书进行增补。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问：作为民间文学研究者，在当下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历史时期，您有没有需要格外提醒的地方和方面？数据库工程对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以及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健康发展，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答：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基本上跟随西方现代性强势文化反过来革自己传统文化的命。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本土文化自觉的呼声已经从个别人类学家那里传播到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的口中，形成新的文化兴国国策。民间文化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多、最丰富的领域，也是我们不再盲从西方文化路径、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精神家园的依据。面对9亿字的口头文学大海，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只是小学生。光是熟悉56个民族和记住2 800多个县的名称，就相当于学一门外语了。可以预见的是，谁在新生事物面前勤于学习和善于学习，谁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回报。我希望把数据库当作呈现和理解中国文化内部多样性的最佳教材，其意义将大大超出一般性地普及民间文学知识。^[7]

以上引述表明，民间文学的调查和研究与文学人类学研究之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融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