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是多种学科知识、理论与方法交融汇通的学科。在人类学学科的滥觞之际，它只是史学家、冒险家、传教士留下的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是各种认真程度不同的业余学问家所喜欢涉猎的交叉地带；接着从混乱中产生了秩序，建立了许多门类和规则，但却不稳定、不完美；最后确立了学科理论与方法规范，然而“最精巧的人类产品”依旧不完满而论争不断。正如1892年亚历山大·麦克里斯特（Alexander Macalister）在大不列颠人类学分会的演讲中提到的那样：

我的部分童年生活是在一个小镇度过的，小镇郊外有一片荒地，荒地上有一小块不规则的、没有篱笆的地方，那里立了一个布告牌，上面刻着“自由倾倒处”，把它译成南部语言，那它就是这样一个通知：垃圾可以在此倾倒。这个地方连同它的可忽略的无价值的破土丘以及周围住户的垃圾，成了附近的小孩们所喜爱的游玩场所，他们从胡乱扔了一地的破瓷残砖和牡蛎壳堆中发现一个玩具宝库……十年之后我经过这个地方，发现它已经面目全非了，在气味难闻的由各种垃圾堆积成的地基上，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一排排小屋，最近我发现小屋也不见了，一家大工厂占据了原来的荒地，这家工厂生产着最精巧的人类技能的产品。^[66]

麦克里斯特的描述，与其说是对家园的眷恋与怀旧，不如说隐喻了人类学学科的兴起与发展的历程。尽管19世纪以来，科学思维范式主导人类学一个多世纪，然而人类学来源甚广的研究群体和其特殊的研究对象注定了人类学学科属性及其与其他学科界限模糊的困惑和争论从无休止。

哈登在《人类学史》中将“史上人类学家第一人”的桂冠授予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而作为历史学家的希罗多德也被欧美人类学家尊为“人类学之父”。哈登在书中罗列了奠定人类学基础的200多位人类学者，他们分别来自哲学、史学、诗学、医学、解剖学、测量学、博物学、考古学、心理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语言学、工艺学等学科，不少学者都是通才式的人物，其成就横跨数个领域，无法以单一学科为限。在盛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欧洲，这些精英除了带来各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还以游历日记或笔记的方式为人类学贡献了最早的民族志。如瑞典博物学家林奈（linnaeus）年轻时徒步旅行北欧5 000英里，其旅行日记不仅记载了植物资料，还记录了大量有重大参考价值的人种学资料，并因此成为奠定人类学基础的重要人物。^[67]

早期人类学的学科内容建立在两大基石之上：其一是人体解剖学、测量学和对考古遗物的探查，其二是由旅行者、探险家、传教士、地方行政官员采集的民族学资料。在1909年以前，人类学家也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学者提供我们所需的事实，另一类学者则提供解释。前者通过精确的观察获得资料，累积了大量的详细情况。有时他自己既是旅行者又是探险家，通过巧言妙语或明智的沉默，打开土著民族心中秘密的大门。后者的学问也许是零零碎碎的，记忆也许是不精确的和自相矛盾的，但在零散和破旧的仪器帮助下取得了成就，不管是否是事实，是否正确，他们都学会了去观察，并叙述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并把似非而是的论调留给后人去证实。^[68]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是第一类中最有名的人之一，而诗人卢克莱修是第二类的杰出者。其中让卢克莱修获得进化论人类学家称号的哲学长诗《物性论》的素材就是来自考古物证、口头传说和远游他国的旅行者所讲的故事。在此意义上，即使最严格的学科限制，恐怕也无法排除文学作品在早期人类学中的价值和意义。

难怪克拉克洪1960年在布朗大学的主题演讲中详细回顾了人类学与古典学的渊源和互相激发的关系后断定：人类学是混血怪物，它既可以单独代表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也可兼而有之，但在其原始范畴上却更接近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方面，文化人类学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的人文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孔多塞；另一方面，人类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一样都致力于探究事物的深度和精度。简言之，人类学主要代表了整个自然科学自身无意识地延伸至由人文科学把守的传统区域的成果，^[69]兼具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而成为一种“之间”状态，这种“之间”状态某种意义上赋予人类学一种“既属于”又“不属于”原有学科的新属性。

人类知识的构成体系原本无所谓分科分界之说，在被强行人为分科之后，各学科间亦无清晰的界限，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式的“百艺大师”（masters of arts）频频出现就是一个明证。构成人类学底色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科学范式如此，人类学与历史、文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亦如是，从过去到现在，本来模糊的界限被不断清晰化或不断模糊化。^[70]现代人类学通过田野工作和民族志范式的确立，或明或暗地宣称自己更“科学”、更接近事实或真相，将文学性的修辞视为真实世界的附带现象排斥在外，这其实是虚构了一种纯粹的、直接的、不需要借助媒介的知识。正是这一立场致使人类学也开始陷入学科范式认同的窘境—当人类学内部开始关注、放大民族志写作中修辞的广泛存在时，不仅表述的危机来临，而且更糟糕的是，它所排斥的那些“文学性”的内容，其实一直如影随形，从未离开。人类学者在承认自己作为“作者”的事实后，再也无法逃离对自己文本的责任；与此同时，作为一门学科或职业，人类学永远不会成为像天文学那样的感情淡漠的科学，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人。这种将文化他者及其社会当作科学研究“物”的学科注定了人类学“一直在越来越接近，而不是远离人文学科的解释”。^[71]很显然，人类不会不受扰乱人心的因素的影响，不能像实验室里的化学实验物质一样被观察。^[72]作为人研究人的学问，人类学注定在人文与科学之间摇曳，更不用说“科学”本身也难逃人为建构与叙述话语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学科的汇聚或跨学科的研究给予人类学多样性以学术支持和实验可能，“学科间的交融使人类学走向后现代哲学与文学的炼狱”，^[73]是有其历史根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