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和知识分类系统中，人类学和文学原本分属于科学与艺术、客观与主观、真实与虚构等有着明确区隔的学科知识范畴。自“写文化”的风潮漫卷人类学学科之后，强调“文化文本”的阐释人类学和对后现代主义民族志“文学性”的讨论，带来了人类学者的立场转向。曾经以权威姿态发言的人类学家不再是科学的观察者和报告者，而成为一个事实的捕捉者和阐释者，所谓的民族志的“权威”，其实源于作者对“权威感”的假象—他们以各种策略伪装成一个客观的报道人，在陈述事实的过程中将“主观”包装成“客观”。事实上，民族志文本生产过程通常都是在叙述（narration）与描绘（description）、自我（self）与他者（other）、虚构与科学诸多内外冲突中完成和呈现，这一本质使得民族志文本成为介于人类学（科学）与文学（艺术）之间交叉或混合性产物，甚至本身就是文学文本。“在把文本当作‘文化制品’的现代思考方面，诗学从几个方面扩展到了人类学。一个明显的联系是，像其它学科一样，人类学是‘文学的’，因为它主要通过写作传达信息。这一文本基础使人类学在作品的构建、作品的权威性、在话语中的符号学应用和意义的创造，及所有与拟态（在作品中以任意形式对体验，尤其是或然性的表述和成功传达）有关的哲学和批评问题等方面与传统的诗学研究有着共同旨趣。”^[44]因此，将人类学写作视为文学文本，并不是对知识的质疑，而是要引导我们理解知识是如何产生的。^[45]

在《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一书中，格尔兹指出“应从文本出发去考察人类学者是如何写作的”，^[46]不能再像那些对文本建构浑然无知者所认为的那样：一位正当的民族志学者所做的正当工作应该是去调查地点，然后带着调查点的人们如何生活的信息回来，并且以实用的形式，使这些信息在其专业领域发挥自身的效力，而不是懒洋洋地倚靠在图书馆的安乐椅中，去反思所谓的文学问题。^[47]因为民族志与文学一样，都是作者高度个性化、风格化书写实践的产物。民族志文本的“日记病”根源于人类学家想要在字里行间展示自我亲历性地“生活在异域”的“可触摸般的真实”，然而作家却又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一种表现性的“真实”，犹如盲人摸象抓此失彼，整体性呈现就不得不诉诸“想象”，并最终用文字把它们“表现”出来。^[48]

由此可见，从在地亲历、文化文本阐释到作品呈现，需要的不再仅仅是进行实地科考的人类学，而是“一个新的语文学家—一个熟悉文本语境关联的专家—精通所有知识领域的通才，在其中，文本建构是核心行为：包括文学、历史、法律、音乐、政治、心理学、贸易甚至战争与和平”。^[49]这其中，文学素养是至关重要的。罗德尼·尼德汉姆（Rodney Needham）甚至认为，在艺术与科学领域，只要有写作，“文本化”的步骤就不可避免，因此，哪怕是最强调科学性的文本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学性。充满想象、精通文学和艺术的手笔对阐释人类行为以及撰写一个充分的、具有感悟力的文本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想从人们日常交流中更深切地了解他们所想，就不要去读民族志，而要去看契科夫（Chekhov）、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hett）和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戏剧。人们并不很清楚这一点，我猜想是因为人类学具有唯理智论的偏见，是因为人们也忽略了人最典型的特点，即人的想象飘忽不定、断断续续、充满幻想。^[50]

更为重要的是，经典之所以经典，正是在于那些具有感染力和想象力的细致描写，尽管描写是虚构的，但“伟大的小说或戏剧总能吸引我们乐此不疲地深入进去，通过隐喻的力量，获得对人类以及人类状况的更深了解”。^[51]

格尔兹通过对列维—斯特劳斯、马林诺夫斯基、普里查德和露丝·本尼迪克特四位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文本的细读，发现即使在这些被奉为科学民族志的经典著作中，也深藏着文学的密码—《忧郁的热带》《野性的思维》是杰出的象征主义文学文本，《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努尔人》等是现实主义文学文本，《菊与刀》是讽刺文学文本。^[52]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期的人类学家享有“文人”（men-of-letters）的美名并以此为傲，如弗雷泽、泰勒、哈里森、雷纳、穆勒、史密斯都曾把人类学当作研究语言和文学的科学。^[53]玛格丽特·米德、爱德华·萨丕尔、露丝·本尼迪克特等，既是科班人类学家也是文学创作者。而当代一批有影响的人类学家如克利夫德·格尔兹、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列维—斯特劳斯、让·迪维尼奥（Jean Duvignaud）、爱德蒙·利奇（Edmund Leach）等，都对文学理论和实践感兴趣。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来淡化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壁垒。^[54]爱德华·泰勒学术渊博，文笔优雅，他于1865年出版的《人类早期历史》和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这两部极具文学性与幽默感的人类学经典对现代思潮的兴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5]再如格尔兹在文学性十足的《忧郁的热带》中发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旅行文学家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马尔罗（André Malr aux）、洛蒂（Pierre Loti），哲学家卢梭（Henry Rousseau）、马克思、弗洛伊德、休谟（David Hume）、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阿诺德（Matthew Arnold）、拉斯金（John Ruskin），以及象征主义文学家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等人的身影和思想资源。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发现了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与小说家康拉德在经历和描述异文化的过程中的共性（或言马林诺夫斯基实际上是人类学的康拉德）。^[56]而斯坦利·戴蒙德沿着庞德开辟的诗歌道路，用诗歌探寻和记录他文化的原始状态和文化体验，身兼人类学和诗学两个领域的文化印记。^[57]

可见，“文学”在此不再只是作为语言艺术的言说，或者说是人类学者田野作业之后所完成的民族志中文学修辞与策略的运用，而是与人类学家的感知、取舍、表述及其自身的文学素养和表述风格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作为学科的人类学“文本化”过程中内在的文学性体现。同时，依照麦尔斯·理查德森的研究，人类学与文学之间还有更为深层的内在关联，即人类的表述本性：“人是生物，具有经济特征，此外，我们还有同样基本的属性，即故事的叙述者。……每个人都是一则故事，就是说，说话是一种行为，行为是一种观察，观察也是一种描述，描述就是讲故事。我们民族志作者、人类学家或者是你和我，是具有有限理解力的参与观察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讲述人类的故事。”^[58]就像吉尔伽美什的使命和命运一样：“我们要把从他者那里得到的不完整、不完善的知识重新整理，在此基础上建构‘故事’，辗转讲述与被讲述之间，这是延续和讲述人类故事的方式。”^[59]这就是说，包括口头、书写、仪式等在内的讲述或表述不仅是人类学研究的素材，也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特征，其呈现出来的“作品”就不仅仅限于书面“文学”，岩画、雕塑、建筑、服饰、歌唱、舞蹈、仪式、器物及其纹饰等所有人类生产的非语言交流符号系统，皆是人类表述或讲述自我的表现。研究方法的可操作层面则可将此归纳为人类学写作的口传、文字、仪式、实物与图像五种叙事或表述方式。^[60]

如此，“文学”就超越了现代西方知识分类体系中的文学范式，不仅是更加适合处理主体性感觉、想象、体验等的诗学、美学方法或修辞策略，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符合某种人类学需求的“有史以来就伴随着人类的媒介”，^[61]是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构成部分，^[62]是把握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的众多途径之一，^[63]是在人类学田野调查和写作中一直存在却长期被忽视了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诗学维度。^[64]因此，无论是人类表述本性使然，还是作为作者的人类学者的写作实践，“如果没有诗歌式的补足，科学的人类学就什么也不是。……尽管不够严密且充满不确定性，贯穿于人类学中的诗学可以指出更具自我意识、更令人满意的科学之路”。^[65]这里贯穿于人类学中的诗学，即内在于人类学的文学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