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维柯考证，“逻辑”来自“逻各斯”，其初意是寓言故事，而希腊文“寓言故事”一词派生于拉丁文“缄默或哑口无言”。因此，维柯断定，最初的民族在哑口无言的时代所用的语言必然是从符号开始，用姿势或实物与所要表达的意思保持联系。^[46]所以，逻辑就是通过实物或姿势同所要表达但又哑口无言的事物建立起象征联系的智慧手段，即用以己度物的方式，让一些不能言说的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47]对“未知事物”或“不可言说”的事物的认识和了解，大体相当于人类学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即地方性社会或个体如何用以己度物的方式认识外在于自我和社区的事物的途径。要注意的是，认识是以地方性知识为出发点和源泉的，所要阐明的不是超地方的社会和实体（比如民族—国家）如何塑造、影响了地方社会，而是地方性知识和个体如何“建构”、再现和阐释了超地方的社会，这多少有点类似安德森的“共同体”的想象过程。^[48]“想象”“认识”“言说”某种哑口无言的事物所使用的诗性手段和策略就是修辞和比喻手段，对文化他者日常生活和行为中所使用的修辞和表述策略的人类学研究，就在于揭示地方性知识得以形成的方法和途径，从而对他者的能动性（即维柯所谓的作者或创造者的身份）加以确认，这已经成为人类学认识论的重要部分。^[49]

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列举了比譬、转喻、隐喻和暗讽四种诗性的比喻手段，指出一切比喻其实都是一切原始的诗性民族所必用的表现方式，原来都有完全本土的特性。^[50]人类学家关注地方社会的比喻手段同样是要分析他者“推己及物”认识事物和展现自我的途径。如人类学者特纳将社会进程和历史事件看作仪式的隐喻，认为人们在仪式操演过程中对各种符号的象征性运用其实反映了特定的社会结构、规范以及观念。^[51]医学人类学则在具体的治疗仪式中，分析身体通过各种比譬和隐喻与社会建立起来的种种象征意义。赫茨菲尔德认为，地方社会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也是一种道德评价的行为。身体与社会、疾病与失范通过“治疗”这一仪式过程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治疗过程其实是将个体的状况重新安置在一种集体的秩序之中，此时治疗代表一种象征性的圆满形式。^[52]

按照福柯的观点，个体的自我知识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他不再是古典时期的人，不是在表述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实体，也不是在话语这一专横的统一体中被完全忽视的安详宁静的东西，他现在既是组织者又是创造他自我形象的中心，在零散杂乱的语言间隙中创造这一形象。^[53]人类学的大量田野调查表明，乡民们的行为、实践和话语往往都是比喻性的，他们总是将个体和社区作为了解未知事物的途径。地方性社会的民众总会借助各种比喻的手段，在过去与现在、地方与国家、父系亲属团体与党派组织之间发现相似性，建立起联系，并衍生出相应的历史意识和叙述方式，前者无疑成为他们理解和评论后者的手段。我们不应该将这些穿越时间、跨越等级的联系当作乡人愚昧、逻辑混乱的表现，而应当作他们运用比喻手段的历史表述方式：机智、幽默并且夸张。这正如赫茨菲尔德所言，一旦我们承认这些历史叙事的修辞手段，事实和精确的概念便会被一种斑驳芜杂（bricolage）的个体能动性观念所替代。大的历史苦难为乡民们的叙述提供了编年的语境，村民们因此得以将自身的得失同村庄、地区、克里特岛以及国家的得失相互印证，乡民的历史不再是稀有和宝贵的资源，而是需要检验的对象。^[54]地方性社会民众在日常的生活中也通过各种隐喻的手段向人类学家显示他们认识历史和世界的方式，这就需要细心和敏锐的观察者发现这些“诗性手段”的象征意义。赫茨菲尔德注意到希腊克里特山区一个村庄的咖啡馆对于“土著”的全球眼光的培养和形成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当地的咖啡馆是一个政治竞技场，既是现实的也是表述的。人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到咖啡馆，咖啡馆都意味着一个危险的公共地带（有电视机可以看新闻，咖啡馆里挂着克里特、希腊甚至全世界的地图。地图最重要隐喻是：团结，建立在希腊四周都是潜在敌人基础之上的团结）。在咖啡馆中，不管是个人、整个村庄还是全体希腊人都暴露在敌人的阴谋之中。^[55]咖啡馆就这样被理解为当代社会人际关系互动的典型场域，是不少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常去调研的另类“田野”。

诗性逻辑的种种比喻手段已经展示出地方性知识形成的途径和其中的创造性，但是它的完全展现还取决于个体的行为、话语和实践，正是在这些对话式的、即兴的与现实和事件互动的时刻，村民们才释放出他们全部的智慧，我们可以将这些表现的时刻称作“社会诗性”或者“社会展演”。将社会诗性和社会展演的概念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社会诗性不同于特纳的“社会戏剧”理论，前者更关注人们日常行为和话语中的符号和象征意义，^[56]而不必刻意在特定的仪式中去找寻。诗性手段并非只出现在诗歌、文学作品、雄辩的演说或者某一英雄人物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戏剧性人生之中，它往往取决于人们依照现实的情境进行展演的“时刻”或“瞬间”所迸发出的智慧之光。民族志的“诗性逻辑”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了熟练运用修辞手段的文化他者“诗人”“作家”或“雄辩家”的身份。^[57]

其次，社会诗性强调特定的交往或对话情境。相对较为“静止”的社会戏剧理论而言，社会展演更加关注言语和修辞的运用，与听众的互动交往策略，如何将自身隐喻性地投射到更为宏大的实体、历史的逸闻趣事以及同当地日常经验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思想观念之中。笔者2001年在大理喜洲一带进行白族本主崇拜的田野调查时，曾就自我身份认同意识问白族村民觉得自己与汉族有什么不同。当地人总是津津乐道地谈起他们与其他白族村寨人的差别，并认为自己与邻近村子人的差别很大，从老年妇女包头的方式、打发女儿的嫁妆和娶媳妇的不同花费以及口音的细微差异等方面来说明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但都坚持认为自己除了饮食（可能指白族生吃猪肉的习惯）和语言之外与汉族没什么区别。^[58]这样的言辞策略显然是将自己的身份向更大的民族—国家实体进行投射的诗性表述方式，同时兼顾了忠诚与地方性差异。此外，白族村民同时兼顾爱国主义和地方情结的表述方式说明，常常作为被研究一方的讲述者还会借助对话和交往的现实语境，通过模仿（parody）转变对话双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融合的表层形式中暗藏嘲弄和挑战其模仿对象的语义。^[59]

再次，社会诗性在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的紧张关系中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从而更深入地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人类学长期以来注重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的考察研究，而忽略了人的个体意识。对个体能动性的关注则源于社会科学对自身的反思和批判，抽象的、脱离知识主体及其语境的客观科学研究受到质疑，经验的社会科学被阐释的社会科学替代，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受到全新审视。^[60]对个体意识的分析和考察当然既不能脱离也不能否定社会和文化对个体的“规范”作用，但是却可以从相反的方向，考察个体是如何将社会“融入”自身的经验之中的，这自然也是以己度物的诗性手段。

这种诗性手段在布迪厄看来就是生活的艺术，他将这种生活的艺术称作“规范性的即兴而作”。^[61]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布迪厄在调和社会规范与个体能动性这一矛盾统一体时所作的努力：实践具有社会规范性，但又不排除个体在具体实践中的即兴创作和发挥。社会实践中的这种即兴的诗性展演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矛盾的修辞（oxymoron）策略上，从而能够有效应对诸如“引以为豪的尴尬”、“贼的荣誉”（此处的“贼”是希腊克里特山区以相互盗窃为荣誉的民族）以及“作为违犯的规范”等困境。这些通常就是个体在日常社会实践中为自我开脱，对有违“社会规范”的行为寻求借口的表述策略。赫茨菲尔德将此类修辞策略称作“另类的规范”。他认为，“贼的荣誉”一类的短语暗示着不单单只有“贼”才面临这样的困境，事实上所有对无所不在的社会规范表现出原则性蔑视的群体都有相似的境况，这就要求他们发展出自身的“规范”形式，包括行为的伦理准则、组织的连贯统一以及社会的可预测性等方面，久而久之就演变成这一群体固定的表述策略。^[62]这种另类的规范通常利用了乡村对国家特有的忠诚这一模糊的意识地带，即：在道德层面同质，但在实用层面却相互冲突。在道德层面同国家的价值体系、法律和规范保持一致，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屡屡加以违犯，后者才是在社区内部被广泛认可和赞许的行为模式。这种展演的技巧和借口的表述策略事实上同时兼顾了地方性忠诚感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因为在利用国家层面的规范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借口中，社会展演者找到了将自我同国家进行联系的方式和途径，也正是在对国家和官僚机构的嘲讽中，社会展演者才更加认同这些制度和规则，并将其融入自我的经验中。^[63]

探讨民族志的诗性，并非一劳永逸地否定这门学科一个多世纪发展而来的“经验性”和“实证性”的传统，也并非要将现代理性所高扬的个人主义扫荡干净。本章所论述的民族志的诗性旨在提醒我们注意个体在实践中的千差万别，个体的思考和自我展示往往出现在与历史事件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破碎”“间隙”以及“瞬间”的经验时刻，这些同时也是“诗性智慧”产生的时刻。此外，诗性同时也是一种人的“共通性”的智慧，被雅各布森称为“诗性功能”的转喻和隐喻等修辞手段正成为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人文学科追本溯源的重要手段。修辞使某种文本成为作品，因此才具有文学性。或许我们也应该仿照文学领域对“文学性”的追溯，探究“诗性”使民族志研究成为可能以及使民族志成为作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