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维柯《新科学》的经典论述中，诗性包含三层意义：其一，就是要让一切科学和理性回到其村俗和神话的源头。诗性接近一种人的自然本性，未经雕琢修饰，但又不缺乏智慧和逻辑，因此暗示着真实和本源。其二，诗性就是要重新发掘一种与我们久已断绝的历史意识，^[2]从“粗鄙”“野蛮”“荒诞”中去反观人性的智慧和光辉；而这一切都与氏族的、权杖的、盾牌的、神话的以及洪荒的原初先民的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诗性就是我们照见这些人、词与物之智慧的一缕光芒。其三，诗性是一种创造性。探究诗性就是要在原始初民中发现他们类似于诗人的创造性，“诗人”在希腊文里就是“创造者”。^[3]维柯对智慧的本源也进行了考证，他认为智慧首先是一种功能，因为它主宰我们为获得人类的一切科学和艺术所必需的训练。此外，柏拉图将人引向最高的善者就是智慧的观点，使得维柯相信智慧是一种方法，一种根据神圣事物和善的知识对人的心灵加以认识的方法。

由此，诗性智慧在维柯看来就是异教世界最初的智慧，就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4]显然，维柯对诗性和智慧的知识谱系的梳理与考证在于说明，知识和智慧的发生在于引人向善，而这也是人脱离动物性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自然本性（人性），所以知识最初就是人这一向善的本性，即这种最初的智慧，而非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其次，因为最初的智慧是一种感觉到的和想象出的玄学，因此单凭经验的手段和理性的思考即可对知识加以实质性把握的想法简直就是一种虚妄。这也正是维柯试图抵制的现代理性使学者们认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就和世界一样古老的种种虚骄讹见。再次，维柯并没有彻底否认现代理性，他只是反对现代理性的认知方式。因为智慧主宰着人类获得知识和认识心灵的途径，自然也就主宰着经验理性的认知方式和过程。这一过程应该是“凭凡俗智慧感觉到有多少，后来哲学家们凭玄奥智慧来理解的也就有多少”，^[5]理智不能超越或取代感官，它只能是第二位的。

维柯在《新科学》中强调了人的感官、感觉、想象甚至情感在获得善和知识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当下人类学的理论实践有着重大的启示。

首先，它改变了经验和实证的民族志对文化和社会理性观察、客观分析并进而加以实质性把握的知识范式。文化他者的凡俗智慧能发现多少，观察者的玄奥智慧才能发现多少，维柯的这一观点拓展了民族志“诗性”的认识论维度，也是反思人类学关注他者自我的重要理据。民族志“科学/诗学”的认知和反思的维度以及其间的张力取代了传统的“自观/他观”“客观/主观”等取决于观察者智力水平和理性深度的研究范式。人类学家通过社会交往直接进入“诗性”所要彰显的他者的智慧这一范畴，平等并且有感觉地对待他者这种“想象出的玄学”，因为这是知识得以建构的基础。

其次，维柯所言各民族的共同性或者本性与人类学意义的人类常识颇为相似—维柯认为，我们批判所用的准则，就是由天神意旨所教导的，对一切民族都适用，也就是人类的共同意识（或常识）。^[6]人类学也致力于发现这些适用于一切民族的共同意识的准则，所以才将自己定义为“一门比较人类常识的学科”。^[7]

再次，维柯的诗性智慧是有关认知经验来源的智慧，其诗性逻辑的观点使得文化他者表述自我、认知事物的种种修辞策略、村俗语言以及行为实践，成为我们理解他者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途径和文化手段。

总之，“诗性”的民族志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被现代理性所遮蔽的他者的最初智慧，重新发掘一种久已隔绝的知识考古意识，从而在我与他者两种类型的经验之间真正建立起一种共通的关系。

首先，诗性智慧这一概念经过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述实践，已经被赋予诸多新的意义。西方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赫茨菲尔德，他本人曾经不止一次地宣称维柯对他所产生的直接的学术影响，并感叹这位西方思想家的学术地位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8]维柯的努力，使赫茨菲尔德相信同样有必要对人类学进行一次词源学意义的考证，并认为这是人类学诗性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具有引申意义的词源学考证揭示出思想交汇融合以及演变的过程，对发展至今已经十分混乱的学科源头的考证如同对文化的模糊性的正本清源一样重要。^[9]维柯考证诗性智慧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止知识、政治以及权力从其社会经验的根源中被剥离出来，从而抵挡学者们认为他们所知道的就如同世界一样古老的虚骄讹见。赫茨菲尔德从维柯的这一洞见中感悟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为学者们提出的种种抽象理论只不过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如果将知识与理论从其得以产生的语境，即社会经验这一根源中剥离出去，就意味着“第二次野蛮时代的到来”。^[10]维柯对真理和本源“知识考古学”式的探究使得赫茨菲尔德也探寻到了人类学之“原罪”的根源，他认为人类学部分源自对人类愚昧无知这一“本源”的确认以及之后试图消除他者“邪恶”一面的冲动才使得这门学科得到发展。^[11]显然，人类学学科的知识考古同样在于消除学者们认为文化他者愚昧无知并试图对其加以拯救的虚骄讹见，重新认识到他者的诗性智慧，并将其作为自身的经验、知识和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源泉。总之，人类学的诗性在赫茨菲尔德看来是对粗鄙的结构主义、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林林总总的笛卡尔式的二元体系的一种反对。^[12]

其次，强调诗性就是为了同亚里士多德的纯粹审美维度的“诗学”观念相区别。我们不是在悲剧中去对情节、人物性格的形成演变和行为加以分析，我们分析的对象是现实的社会参与者（social actor），他们本身就参与了社会历史的进程，以自己的行动展演着一幕幕鲜活生动的社会戏剧（social drama）。^[13]这正如维柯所言，这些社会参与者正是那些依着自身的社会经验、在社会实践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的“诗人们”。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审美观念当然也是“诗性”的一个重要的审查维度，因为它决定了个体在展演时使用的语言以及诸多的表述策略，这是一种对待社会关系的审美观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赫茨菲尔德认为，事实上，诗性相对于传统民族志研究中的所谓实证性和物质分析而存在，从而重新审视叙事、手势、音乐、受访者的解释和表述策略等被忽略的方面，重构“道德”的而非“科技”的民族志撰述方式。^[14]可见，诗性不但可以以考古学的方式来厘清这门学科的根源，去照见“被观察对象”的智慧，它更是反对古典科学和知识体系中自上而下的知识范式的有力武器；因为诗性发现大众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僵硬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是有自己主观能动性，并且能够对传统、规范进行创造性改造和利用的社会参与者，他们在被文化塑造的同时，自身也在塑造文化。

再次，诗性智慧这一概念在民族—国家这一语境中需要有现实的发展，因为民族—国家是大众进行展演的社会容器，日益显著地影响着他们的认知途径以及表述的方式和语言。为了对民族国家提供的资源、话语、民族主义、身份以及各种制度和规则加以创造性改造和利用，民众的诗性智慧被迫“转向”文化的亲密性层面（cultural intimacy）。赫茨菲尔德提出“文化亲密性”这一概念并将其界定为：某一群体所认识到的某一特定文化身份的诸多方面，这些特质的外在表现很让人难堪，却都是某群体内部赖以维持其共同的社会性和亲密性的基础。对权力运作的谙熟使得这些被剥夺了权力的贱民不但深信自己在藐视权力时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同时也深刻领会权力的恐吓效应。^[15]民族—国家对凡俗智慧已经产生了集体影响，因此文化亲密性就可以从其衍生的诸如民族主义、政治话语、宏大的历史撰述、民族起源的神话、结构与规范、历史遗迹等纪念地点的建构，乃至博物馆及其展示的手段等种种新鲜事物的对立面，去发现这种智慧及其表述的途径。简而言之，文化亲密性就是用以分析规范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如何被创造性地曲解的，这种曲解的智慧反过来造成了今天的民族—国家，二者是一种共谋的关系。

如今，文化亲密性这一表示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民众所特有的诗性智慧的概念已经从其最初的起源地希腊，向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田野地点蔓延并产生影响，学者们已经开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考察这种亲密性。索伊萨（Levent Soysal）通过对柏林的一个土耳其穆斯林社区的考察，认为我们不应该将文化亲密性限定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中，事实上一种经过放大的社会性（amplified sociality）—索伊萨将其称作“公共的亲密性”（public intimacy）—已经成为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政治体系以及资本、货物和人员的国际流通所引发的普遍社会现象；生活在这一全球化时代的个体和群体正经受着全新的亲密性、社会性以及生活方式的模式，亲密性因此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的家庭或社区与城市或国家的互动关系之中。^[16]尼奥弗提斯托斯（Vasiliki Neofotistos）在考察了马其顿境内阿尔巴尼亚男性与马其顿女性之间的跨族情事之后，认为文化亲密性可以在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信仰群体与国家的互动中形成，因此多元的社会总会出现国家权力、文化亲密性和各种颠覆性的策略三位一体的局面。在她所引用的作为少数群体且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男性，与作为主流群体且信仰东正教的马其顿女性之间的情事的民族志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亲密性内部的诸多对立、矛盾甚至不统一的方面。但正如尼奥弗提斯托斯所言，民众正是通过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采取技艺高超的处置的智慧，才使得国家的社会性得以表述出来，民众对所谓种种道德准则的违犯和所使用的伎俩（mischief）被官方所默许和合法化的过程正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17]约翰逊（Irving Johnson）通过对马来西亚吉兰丹州一个泰族佛教社区建筑样式的考察，揭示跨界民族在应对国家有关地缘政治边界的划分以及国民身份的确认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约翰逊认为，文化亲密性出现在国民文化模式以及官方历史与大众的现实经验的互动中，吉兰丹州的泰人所采取的种种亲密性策略同时凸显了作为泰族的文化身份以及马来西亚人的政治身份，如同很多跨界民族一样巧妙地回避了任何文化具体化的企图。^[18]上述一些与文化亲密性相关的人类学研究大致反映了“诗性智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和范式，言辞的、村俗的、情感的以及物质的（比如建筑）自我展现方式仍然是人类学去认识他者所依凭的文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