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随着人类学界对能动性和实践等概念的关注，传统的“客观”科学研究受到质疑，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受到全新的审视。本章系统梳理维柯“诗性智慧”及其对反思人类学的影响，以及近年来的民族志写作实践等，确认文化他者的创造性，分析文化他者在现实语境中展示自我的途径，探究“诗性”使民族志研究成为可能，以及使民族志成为作品的功能；旨在说明对自我意识的关注是认识社会和文化的另一条重要途径，考察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同样是分析和认识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的重要维度。

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便成为社会科学现代性的标志，客观的研究方法、对事物和现象的“真实性”“普遍性”的分析与认识也成为纯粹的科学研究的手段和目的。这种经验的社会科学态度出于客观性的需要，似乎一味拒斥个体的主观意识，不能面对社会实践中千差万别的人的主体性。然而，事实上，社会科学所标榜的理性主义抑或经验主义都是以一个具有竞争意识、思考意识的“我”（I）为基础的，这个“我”能自主地进行系统的观察并开始理性的思考。这表明，社会科学中的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都必须面对自我的主观意识，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个体及其主观意识的研究正是社会科学真实性的重要维度，因为社会科学归根到底还是有关“人”的科学，无法脱离也必须勇于面对生产知识的主体以及现实语境。所以，尽管抽象的、脱离知识主体及其语境的客观科学研究一直在人类学界居于主导地位，但对这一纯粹的科学态度的批判在人类学界从来没有停止过。自我的主体性和他者的主体性以及二者的关系是人类学在漫长的田野调查中必须面对和反思的问题。

人类学的这一“自我”维度的重新关注对社会科学所产生的意义是普遍和深远的。唯其如此，西方的“自我”才能够踏上理解非西方“他者”的旅途，明显带有西方烙印的社会科学体系也才能够显现出真正普世的价值。而经典社会科学研究内含的事实与虚构、情感与思想、个体与社会等二元对立观念，在实践中其实是相互交融的，因为情感只能通过思想来形成，思想也往往包含着情感意义。因此，在注重考察文化机制对心性和思维模式的塑造作用的同时，社会科学也应该确认自我和情感在研究社会结构与文化机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二者并不相悖。

本章借助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有关诗性智慧的论述，首先是要从伦理和学理的角度对文化他者的创造性和自我意识加以确定，其次在于强调诗性^[1]的手段类似于民族志研究所借助的种种文化的手段，这样就可以将这门学科的理论实践置于可操作、可比较、可反思的经验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