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丝·本尼迪克特（我）在成为人类学家之前是一个诗人，中学时代的本尼迪克特热爱文学，曾用笔名“安·辛格顿”发表了一些诗作。1905年，就读于瓦萨学院，主修英国文学，也接触到了文学评论和分析，比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对其（我）后来的人类学观点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1921年，33岁的本尼迪克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拜师博厄斯，攻读文化人类学。本尼迪克特前期的研究并不是基于田野调查之上，而往往是来自图书馆研究，仅在1922年对南加利福尼亚的塞拉诺人有过短期调查。她真正的田野工作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到祖尼人、夸库特耳人、多布人以及阿帕切人的梅斯卡莱罗分支中从事田野调查。在这些调查中，她一方面记录整理大量即将消失的传说与仪式，另一方面逐渐产生文化形貌论的想法，启发了她对人格与文化的兴趣，她后期的大量著作和学术思想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27]《文化模式》（1934）和《菊与刀》（1940）是其中最脍炙人口、最为畅销的学术著作。在今天的人类学学科史，这两本书使本尼迪克特置身于博厄斯历史文化学派当中，指向了“文化与人格”研究和文化相对论研究。但是格尔兹认为，^[28]即使如此，本尼迪克特并不属于当时的任何一个学者群体。

格尔兹把《文化模式》与斯威夫特的虚幻讽刺小说《格列佛游记》相比，拿本尼迪克特（我）笔下的祖尼人、夸库特耳人、多布人与《格列佛游记》中的慧骃国、布罗卜丁奈格人和勒皮他人相比较，来讨论本尼迪克特（我）的文本建构策略及其风格之形成。他认为：本尼迪克特是在用虚构的小说来写民族志，也便能够理解她的论著通常都是一种社会批评模式，充满冷嘲和讽喻；而她所使用的修辞手法就是把文本化司空见惯的熟悉之物与未开化的奇风异俗相并置，而且这种并置是互换位置的。本尼迪克特在相反的空间里写作，存在着绝对的直率，建构了那些写在文本之外的隐喻。^[29]

我们把本尼迪克特的写作看成一种作者（我）在“彼岸的写作”。特别是《菊与刀》，本尼迪克特受到美国战争信息中心的委托，对日本人的国民性展开调查，但受到战时诸多因素限制，她无法前往日本实地调查。她于是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请教在日本生活过的外国人、日本专家，大量参阅书刊、日本文学及电影，最终写成报告。没有到过田野点（日本）的本尼迪克特，写作了一部备受田野点的文化持有者（日本人）关注的民族志作品，^[30]这实在是一次“彼岸写作”的巨大成功。本尼迪克特与当时其他学者的不同之处，恰是“因为她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科学家的企图和她本质上诗人气质的张力，由她的率直直接对接，给她带来了方法论上的困境，与她文本想表达的东西矛盾”。^[31]而如今，人们大多把《菊与刀》当成一种了解日本文化、进行学术学习的训练手册，而忽略了诗人本尼迪克特写作中的讥讽元素。格尔兹说，以一种斯威夫特、孟德斯鸠和凡勃伦等人的方式来看本尼迪克特，就会理解《菊与刀》不再是一种美化理性科学主义的策略，而是像她自己所说的，“让这世界苦恼而非让它转向”。^[32]

在以上被国内学界划归为“科学民族志”时代的经典文本中，可以看到一种作者（我）写作中的主体身份的选择差异：列维—斯特劳斯在以《忧郁的热带》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著作中凸显了一个“诗性与学术交错”的我；埃文斯—普理查德则极力抵消偏见，以精确简洁的民族志描述，抛弃了个人（我）的存在；马林诺夫斯基以及一大批“科学民族志”的追随者或反思者，在“我是我”与“我非我”的纠结和矛盾中，以“我就是我”和“我不是我”的不同向度，呈现主体身份在民族志作品中的位置；而露丝·本尼迪克特则以“彼岸写作”的身体位置，在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与文学家（诗人）的身份矛盾中，既看他者，亦观自我。

可见，当我们认真分析作者与文本间的关系时，学界对“科学民族志”所总结的且被学界广泛认同的结论—“经典民族志作者自信运用所谓‘科学的方法’，获得了一种纯然的‘客观性’，因而，他们所撰写的民族志是一种以客体为中心的民族志形式，其表述方法是‘第三人称的、外部描写的、纯客观方法的、语音学的、行为性的、遥距感知经验的’”^[33]—是不公允的。后现代人类学的批评家们认为：经典民族志（科学民族志）“没有给予作者一定的角色，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在注脚和前言中提到作者，给他一点无足轻重的发言机会。出于极为重要的理论原因，目前民族志实验文本给予作者相当重要的角色，让他再现在关于其田野工作及其发现的陈述中，对自己的思考作出解说。作者的暴露已成为当前实验的深刻标志”。^[34]这样的定论也是值得商榷的。

由此看来，人类学写作或民族志文本从来就不是客观的、科学的表述，而是主观的、文学的叙述；人类学书写在本质上就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从本质上讲，文学转向不单是对元书写的颠覆与否定，它同时也是对人类学书写范式的一种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研究从此就不需要进行田野考察了，它仅仅表明，田野考察之后的民族志本身并不能完全表述真理，人类学书写是一种建构“他者”与“自我”的双向行为。^[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