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界公认的马林诺夫斯基最大的成就，在于他所推动和确立的田野工作方法和民族志撰写方式。“关于文化的科学”理念所成就的“科学的民族志”，在1967年马林诺夫斯基生前日记出版后，引发了持续近二十年的争议，在学术史上留下了“马林诺夫斯基日记丑闻”，^[23]激发了人类学界对民族志的主客体单向关系科学性的质疑。作为对“表述危机”的反思和回应，特别是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问世以来，反思的、多声的、多点的、主客体多向的实验民族志作品得到发展。格尔兹对这位“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人类学家”的写作这样评价：他在写作中“迷失了自己的灵魂”，是指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中典型的分裂症——内心真正是谁，而在外又想表现成谁，对这种区分意识得太过清楚；在田野中强调一种完全的浸没（immerse），抹去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距离，而在文本中却强调“我见证了”（I-Witnessing），是一种旁观者的证词。^[24]

马林诺夫斯基（我）毕生都感到困难的问题—如何将那些散布在零星田地和丛林中的野蛮人，刻画成为一幅精确测量过的、有法制的社会事实？这并不是田野技术问题，也不是社会理论问题，甚至无关乎神圣的客体—“社会事实”，而是话语的问题：如何创作一种真实可信的表述？这是马林诺夫斯基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也是最有争议的地方。^[25]

“我是我”与“我非我”的“马林诺夫斯基难题”，在马林诺夫斯基（我）的文本中以对立的方式呈现：一个“我”是经验丰富的民族志作者和探险家，一个“我”是本土化了的土著代言人；一个“我”是绝对的世界主义的自我膨胀者，能见土著所见，听土著所听，想土著所想；一个“我”是完美的调查者，严谨、客观、冷静、精确。高度的罗曼蒂克和精确的科学主义，诗人的热情与解剖学家的理性，哪一个才是马林诺夫斯基（我）？

尾随马林诺夫斯基（我）从书斋和安乐椅中走进田野的一代代人类学者，以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26]在尝试解决“马林诺夫斯基难题”。一类是“我就是我”：在文本中自我暴露，把马林诺夫斯基用以自我隐匿的日记形塑成一种有秩序的、公共的风格类型。一类是“我不是我”：在文本中竭力要消灭自我，然而实际上他们仍然属于I-Witnessing类型，只不过他们的自我被更深地隐藏起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