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声音很容易模仿，但是几乎难以描绘，它们如此特别地变化着，精确地展示着，准确地远离平庸……在那些人类学史上的大人物中，对那间遥远的牛津高级公共休息室来说，没有一个主人能比埃德蒙·埃文·埃文斯·普理查德更为伟大了。”^[21]自信、肯定，表述简洁而精确，在写作中“抵消偏见，精确而抛弃个人”的埃文斯—普理查德，赢得了格尔兹的赞誉。

埃文斯—普理查德从1926年开始前往非洲的阿赞德人和努尔人中展开长期的田野研究，完成了关于阿赞德人和努尔人的一系列民族志作品，包括《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1937）和“努尔人三部曲”——《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1940）、《努尔人的亲属关系和婚姻》（1951）、《努尔人的宗教》（1956）。在《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一书中，埃文斯—普理查德从阿赞德人的视角出发，细致生动地描述了他们的巫术、神谕和魔法实践，并告诉读者，阿赞德人这些看似荒诞的巫术、神谕和魔法与所谓的科学体系并不冲突，巫术、神谕和魔法在阿赞德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核心作用，并且构成了一个完全连贯而理性的体系。在《努尔人的宗教》一书中，埃文斯—普理查德注意到了努尔人的神的阶层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联，从努尔人的宗教被认为是“未开化或迷信的文化体”的表象出发，发掘努尔人抽象和复杂的神学体系。

埃文斯—普理查德（我）叙述的语气非常自信，非常肯定，他（我）利用的策略是，关注地方的日常生活，并在叙述中利用读者对日常生活经验接近的预设，尽可能简化自己的表述，去除掉任何有关倾向性的描述，使读者毫不察觉到自己被引导。他（我）偏好使用的平白简单的陈述句加深了这种日常性，压制了任何词语上的矛盾冲突，一切的叙述都是那么自然，那么清晰。这种建构策略使其语篇显示出强烈的直观性和形象性，并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感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都是平常不过的事儿。埃文斯—普理查德（我）之所以会觉得这么做非常自然，是因为他（我）相信向无知的大众提供野蛮人的丰富知识和事实根据，实际上也是一种启蒙，是人类学家受命的任务。这项任务很困难，人类学家（我）的田野调查必须跨越语言的障碍和个人偏见的障碍，彻底抛弃个人，抵消偏见。^[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