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想写一部幻想作品，可是没能做到。民族学家指责我做了一件业余爱好者的工作，公众则认为这是部博学的作品。这，我倒无所谓。一本书写完了，对于我，它也就死了。这么说吧，我只是投入了一场令人迷醉的仪式，它显示了我的思想的一个侧面。”^[16]《忧郁的热带》之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1939年是一部被命名为《忧郁的热带》但是因为缺乏想象力无疾而终的小说写作计划；在1955年是一部“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不假思索地”一气呵成的仍然命名为《忧郁的热带》的游记，这部“非学术著作”初版，盛赞如潮，读者为其美妙神奇而如醉如痴。但学术界的同事们将《忧郁的热带》看作列维—斯特劳斯的一次“出轨”，期待他返回科学领域。一直支持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博物馆馆长保罗·里埃认为他跑马到文学领域去了，失望之余，不惜与之绝交。但这一切都挡不住列维—斯特劳斯一举成名，成为公众人物。^[17]

热带何以忧郁？“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的开篇又如何解读？格尔兹是如此评价的：“在《忧郁的热带》中所叙述的旅行中，列维—斯特劳斯背负的是人类学田野民族志者的一种理想—民族志作者不明智地放弃自己的人性，力图从一个充满优越感的傲慢和疏远中去了解和估计他的研究对象：只有如此他才能把他们从特殊的未知中提炼出来，置于这种或那种文明之下去理解。”^[18]细读《忧郁的热带》，结合列维—斯特劳斯在1934—1939年间调查热带巴西和1950年考察热带印度、巴基斯坦的田野经历，以及列维—斯特劳斯1939—1955年间三次婚恋、照料病父、职业生涯前途未卜的人生经历，我们提出了有别于格尔兹的判断。

或许是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结束旅行”部分所推崇的“遗忘”，“遗忘把残剩的片段记忆创造出种种繁复的结构，使我能达到较稳定的平衡，使我能看到较清晰的模式”的写作缘起，^[19]让格尔兹将列维—斯特劳斯（我）看成一个与田野、他者“充满优越感的傲慢和疏远”的写作者。细读文本中列维—斯特劳斯（我）田野调查中遭遇的忧郁和历险，列维—斯特劳斯既同情印第安人的生活，更为其文化变迁和种族存续而担忧。列维—斯特劳斯（我）对调查对象“自然震撼”“文化震撼”的表述，文字表述的诗性语言，比喻、象征、类比、联想文学修辞，以及理智性的反思，^[20]使其（我）在《忧郁的热带》中，呈现为一个“诗性与学术交错”的列维—斯特劳斯（我），虽然文中的诗性语言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不时流露的理性思索，但并不能遮蔽《忧郁的热带》作为一部结构主义倾向游记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