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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
1.3.5.1 一、动情/不动情:人类学写作的四场争论
一、动情/不动情:人类学写作的四场争论

虽是以中国古代诗歌文论的方式出场,但《毛诗序》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论述,对于包括“人类学写作”在内的任何一种写作形态,均具有概括性。“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根本上确立了人类学写作必然是动情之后的产物。于是在人类学写作中,“动情/不动情”的分类,并非“二元对立”的思维使然,在此,“不动情”只是一种情感上的冷淡,其本质也是“动情”的一种状态。由此可以说,人类学写作该“动情”还是“不动情”并不是一个问题,“动多少情”才是人类学写作“情感维度”的思考对象。

露丝·贝哈的“动情写作”并非个案,在乔治·E.马库斯的观察中,为了修正人类学家作为“关于遥不可及的异域的‘他者’的专家”的身份合法性危机,[5]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研究中,出现了“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叙事,即民族志的基础材料,代替了对社会与文化的宏大理论或出于空想的叙事而成为主流”[6]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史上四场著名的争论,就是从民族志的基础材料出发,对人类学家及其重要著作的“动情”审视。

争论一:

德里克·弗里曼1983年推出的《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以其充分的田野研究经验向学界宣称:萨摩亚社会有着严格的基于血统的等级制度,有着对少女童贞的极度崇拜,自杀率和性侵犯行为发生率高,青春期冲突非常普遍……试图揭露玛格丽特·米德1928年完成的具有长期影响的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的错误结论。在弗里曼看来,米德研究结论[7]的严重错误具有必然性,因为她着眼于“意识形态”的成功,一心寻求能够“证明”文化决定论的解释,从一开始就违背了科学的立场与方法。[8]

争论二:

加纳纳什·奥贝赛克拉(Gananath Obeyesekere)1992出版《库克船长的神化》批评马歇尔·萨林斯关于夏威夷岛屿上谋杀库克船长的叙述,使作者和库克船长成为西方暴力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萨林斯在《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中反驳道:奥贝赛克拉假装成一个同样的“土著”,打着为夏威夷人民说话的旗号,为了反对声称夏威夷人民把库克误作他们自己的罗诺神这样的诬蔑,他拼凑出这样一个在我看来不值一驳的历史个案。[9]

争论三:

人类学家大卫·斯图尔(David Stoll)揭露了由危地马拉的玛雅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丽格伯塔·孟珠(Rigoberta Menchu)1987年出版的著名纪实性著作《我,丽格伯塔·孟珠》中的失实之处。一位在孟珠著作的背景所在地拥有长期经验的人类学家大卫·斯图尔,在2000年出版了一个重要的案例,对孟珠有影响力的作品的准确性和资料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10]

争论四:

记者派瑞克·特尼(Patrick Tierney)在他的《埃尔多拉多的黑暗》(2000)一书中,对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雅诺玛玛:凶猛的族群》(1968)中关于雅诺玛玛族(Yanomamo)的民族志及生物医学研究—沙尼翁的研究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大背景所作的批判和曝光。《埃尔多拉多的黑暗》一书揭露,美国科学家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南美洲向大批土著印第安人注射一种致命性的麻疹疫苗,借此试验优生学理论。[11]

马库斯对以上争论的评论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所有当代的民族志研究计划正在绘制和探索的就是:在生产关于特定的他者的知识时他们自身所处条件的网络。”[12]以“情感维度”审视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玛格丽特·米德一心寻求能够“证明”文化决定论的解释,萨林斯在《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中带有愤怒情绪的反驳,关于危地马拉的玛雅人“表述”与“被表述”的争论,印第安裔“雅诺玛玛”人麻疹疫苗残酷实验的揭露,均是不同的写作者对“田野”与“文本”的差异性作出的“动情”解释(写作)。

写作,作为一种文字表述的综合机制,涉及各种不同层面上的相关因素:

语言结构:人类思想形成和表达的一般框架和条件。

言语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实现结果。

个人风格:与作者个人身心气质倾向相关的特殊修辞学倾向。

历史时代:社会时空环境内的人际支配关系,它影响着作者思想的形成。

认知方式:叙事表达和因果关系格式的时代特殊性。

价值语言:价值偏见和客观再现的混淆。

主体自由:作者在诸多主客观因素互动关系中的方向选择。

写作立场:作者在写作实践中最终的方向和策略的决定。

写作对象:实用目的和表现欲望的区别。

读者身份:被动消费和积极参与的区别。[13]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以上各项有关写作的主观层面,比如个人的语言结构、言语表达、个人风格、认知方式、价值语言、主体自由、写作立场和写作对象,均是写作文本“动情”的驱动力,即使在标榜“科学民族志”的写作中也是存在的。没有不动情的写作,人类学者的写作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