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本章通过美国人类学史上四场著名的争论，表述各种主观因素对写作的影响—形成写作者与文本作出“动情”解释的差异性。在田野与写作中，“诗与学术交织”的列维—斯特劳斯，“抵消偏见，精确而抛弃个人”的埃文斯—普理查德，在“我是我”与“我非我”之间纠结的马林诺夫斯基，在“彼岸写作”的本尼迪克特，他们的写作并不完全表述真理，而是双向构建了“他者”与“自我”文本。这些人类学写作既包含着冷静观察的“冰点”，亦包含热情感性的“沸点”，是“互镜理论”下的主体民族志。根据以上论述，我们提出“两种温度交织，四种文本互动”的民族志写作理念。

当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议题无论在风格、理论还是修辞上，都为这个时期的跨学科的热潮^[1]所俘虏，后者的活动圈子和共同体继续成为人类学家寻求其研究的有效性和回应的首要领域。这些都超越了传统上规定人类学研究的那些主题和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年轻一代人类学家作为专业人士的感觉和自我形象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研究伊始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激进主义，或者它对老式的不动感情的学者的挑战，已经成为大多数田野工作计划的先决条件之一”，^[2]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露丝·贝哈于1996年出版《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3]该著作中6篇极具情感的文章，^[4]从题目到内容，均是人类学“激进主义”动情写作的表征。《波士顿环球报》的芭芭拉·费舍尔（Barbara Fisher）如此评价：露丝·贝哈让我确信，动情的民族志将会创造出比过去那种保持距离、不带情感的学院人类学更有意义的人类学。相对于“科学的”民族志文本，人类学写作，该“动情”还是“不动情”？作为作者的人类学者，“我是我”还是“我非我”？人类学者的写作，情感的温度是“冰点”还是“沸点”，几度合适？种种问题，我们以“人类学写作的温度”为题，从“动情/不动情”“我/非我”“冰点/沸点”三组词语，讨论在“人类学文学转向”中，民族志文本“两种温度交织、四种文本互动”的写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