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作为文学的人类学

当然，就像列维—斯特劳斯一样，基拉尔并没有就人类学自身的写作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深究，他们只是将这种文学意识与叙述策略运用在写作中而已。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者对民族志写作没有自己的创见。事实上他们对文本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并且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学说。这方面的代表就是爱尔兰人类学者安东尼·泰特罗（Antony Talow）。泰特罗率先倡导一种文本人类学的思路。他指出，由于人类学在叙述视角上有所改变，从对某一事物的客观描述转变到对某一事物的写作，它因此在有意识或无意识间成为一种自我建构的行为。因为人类学者自身对知识的把握是存在偏见的，民族志文本同样需要阐释。“本土的人类学家，自内部进行写作，合参与者与观察者于一身，不得不用一种在任何文学文本中都使用的诠释成规来解读。”^[25]这就意味着，人类学书写是一种具有建构性的行为，在描述异文化的同时，人类学者同时也建构了自身。这样一来，民族志文本的真实性也不过是叙述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虚构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基于这种思想原则，泰特罗提出了以民族志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文本人类学”（textual anthropology）新观点，意在倡导一种围绕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研究模式，使得人们能够明白重构他者文化的无意识过程。当然，所谓的文本，是指诗歌、小说、戏剧、日记、雕塑、绘画等。“文本人类学”将文本的写作视为一种具有创造性与虚构性的行为，同时也是建构他者与自我的过程。这种以创造性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文本人类学”已经将人类学的田野考察转换为书写的过程。在认识书写的性质方面，它与后现代人类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就人类学研究历程而言，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它强调的是写作中的主观因素和虚构性，以及人类学书写对人类学家及他者文化的双重建构作用。说到底，探讨的是民族志的叙述意识及其策略问题。文学转向的本质是对人类学书写的科学性权威的质疑，强调叙述的多重性与多样性，但它本身并没有提出一致典范的民族志书写模式，而是倡导人类学研究者个人经验、情感与认知的感性描述，以及文学性修辞手法的加强。

总结本章的论述，从人类学诞生开始，民族志的书写就不是一种属于“硬”科学的客观表述，而是一种文学式的写作。英国古典人类学的代表弗雷泽的《金枝》因为缺少田野考察工作，使用文本资料来叙述，加之弗雷泽使用了一种文学式阐释法来表述和解说“金枝”习俗，使得《金枝》这部人类学论著成为文学式的民族志。当然，即便马林诺夫斯基进行了具有科学性质的田野考察，他的民族志文本《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依然具有一种航海探险小说的意味，在表述他者文化的同时建构了一位欧洲民族志工作者的权威形象。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那里，后者使得民族志书写成为一个人类学者的神话。

英国学者们早期的这种无意识尝试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被美国人类学所深化，进一步演变为以格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主张。格尔兹所倡导的文化“深描”方法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文学的细节描写式的显微研究法，它使得人类学书写由客观描述转变为主观阐释，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开始在理论上被提出，并催生了“写文化”方法的出现。将这种文学隐喻意识彻底运用的是人类学者马歇尔·萨林斯，他创造了一种人类学的写作模式，将民族志文本中的神话作为一种历史的隐喻加以利用，从而使得人类学写作具有了一种叙述的真实性。

与格尔兹等人的革新同步进行的，还有法国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这位结构主义人类学者开始以游记的形式反思人类学写作的客观模式，《忧郁的热带》本身是一部以文学的主观叙述视角来表述个人情感、经历的人类学文本，在写作模式上有意突破了人类学的客观表述视角。法国人类学将这种批评精神发挥到极致，勒内·基拉尔甚至撇开田野考察，直接进入人类学文本之中，追寻民族志的神话与仪式背后蕴含的暴力痕迹，试图建立一种以古典学为基础的人类学研究模式。基于人类学写作对自我与他者文化的同步建构，爱尔兰学者泰特罗倡导阐释文本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自身的建构过程，由此而建立一门以诗歌、小说、戏剧、雕塑、绘画为主的“文本人类学”，从而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文化社会扩展到人类自身创造的文本。

由此看来，人类学写作或民族志文本从来就不一定遵循客观和科学的表述原则，而是保留主观的和文学的叙述。从某种意义说，人类学书写在本质上就是文学的，而不是纯科学的。所谓的文学转向其实是一种策略性的强调，或许本身就难免一定的误导作用。有关“写文化”方法的讨论，实质上是对元书写的颠覆与否定，也是对人类学成果表达方式的一种反思，带有清醒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研究从此就不需要进行田野考察了，它仅仅表明，田野考察之后的民族志本身并不能完全表述真相，人类学书写是一种建构他者与自身的双重过程。

在此，举出作为文学的人类学之极端案例—一位美国人类学博士候选人放弃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改写小说的事例—来为本章论述的内容论收尾，希望能以一个饶有文学趣味的结局，收到余音绕梁般的回音效果。

这位人类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名叫卡罗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出生于南美洲，后来移民美国，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攻读专业学位。1960年为撰写博士论文，他拟先写一篇能够发表的论文《民族植物学资料》。他为此先到印第安社会进行调查，在沙漠小镇上偶遇一位印第安老巫师唐望。这一相遇改变了这位白人学者的一生。原来准备写西方学院式田野调查论文的他，竟然开启了随后的三十多年巫术门徒生涯。“弃学从文”，不再撰写西方理性范式的学术论文，只写文学的自传小说，用夫子自道的讲述方式，述说他跟随印第安巫师唐望求学，从而洗心革面和重新做人的经历。其写作主题特别强调的是，原始文化精髓给文明人带来脱胎换骨一般的重新觉悟历程，这极富心理学体验色彩，颠覆了文明人自大的价值观。从小说《巫师唐望的教诲》开始，他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创作出系列的作品。如《战士旅行者：巫士唐望的最终指引》，讲述自己与巫师的相遇过程。

认识唐望时，我是个还算用功的人类学系学生，打算尽量多发表论文，开始职业人类学家生涯，攀爬学术的长梯。我决定第一步先收集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所使用的药用植物资料。我准备撰写一篇名为《民族植物学资料》的论文。^[26]

在撰写论文之初他首先请教本校的一位人类学教授，这位教授却认为，他应该从田野回到学科上来，这样才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们正处于人类学的黄金时代。……人类学仍然是学术界的重心，所有其他学科都应该源自人类学。例如，整个历史学都应该被称为‘历史人类学’，哲学应该被称为‘哲学人类学’。人应该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因此，研究人的人类学应该成为所有其他学科的核心。将来有一天会这样的。”^[27]这是多么具有诱惑性的劝说，描绘出多么光明的研究前景。可是与巫师唐望的教导相比，就什么都不是了。唐望把巫术知识的整体目标描述为一种准备工作，目的就是要治疗这个病态的现代世界。娱人者未必能够自娱，娱神兼医疗者也未必能够治疗自己！这部小说对于理解文学的虚构叙事何以能够激发出巨大的神圣治疗能量，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卡斯塔尼达小说中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极富文学性的人类学写作案例。这是卡斯塔尼达的导师的导师胡里安在剧团当演员时最爱说的一个故事，唐望每听到这个故事就会难过。

有一个深受沮丧之苦的人，前去寻找当时最好的医生。所有的医生都无法帮助他。最后他找到一个最有名的医生，一个能治疗灵魂的人。这位医生对他说，也许他能在爱中寻求慰藉，结束他的沮丧。那人回答说，爱不是问题，他完全不缺少爱。医生接着建议他也许可以去旅行，见识多彩多姿的世界。病人很诚恳地说，他已经到过世界所有的角落。医生建议他尝试一些嗜好，像是艺术、运动等等。那人的回答都一样：他已经试过一切。但身为一个好医生，他有了最后一个灵感。

“啊！”他叫道：“我想到最好的方法，先生。你一定要去看我们这里最伟大的喜剧演员的表演。他会让你快乐得忘记一切沮丧。你一定要去看伟大的加立克！（David Garrick，十八世纪著名英国演员）。”

唐望说，这人以前所未有的悲哀表情注视医生，然后说：“大夫，如果这是您的建议，那么我就没救了。我就是伟大的加立克。”^[28]

【注释】

[1]［英］梅瑞·威·戴维斯、皮埃罗：《视读人类学》，张丽红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41页。

[2]这四个基本学科分别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

[3]［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16页。

[4]［韩］金光忆：《人类学研究方法》，见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2页。

[5]［英］E.E.埃文斯—普里查德：《原始宗教理论》，孙尚扬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9页。

[6]［英］J.G.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序，第4页。

[7]［法］勒内·基拉尔：《双重束缚》，刘舒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8]［爱尔兰］泰特罗讲演：《本文人类学》，王宇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9]［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9页。

[10]Bronislaw Malinowski,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New York: E.P.Dutton and Co.,Inc.,1961,p.11.

[11]Evans-Pritchard,The Nuer: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

[12]［英］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13]［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9页。

[14]［美］卢克·拉斯特：《人类学的邀请》，王媛、徐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15]［美］克利福德·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8页。

[16]参看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4—121页。

[17]［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4页。

[18]［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5页。

[19]［美］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9页。

[20]同上书，第163页。

[21]Marshall Sahlins,The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1,p.9.

[22]［法］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页。

[23]［法］勒内·基拉尔：《双重束缚》，刘舒、陈明珠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0—11页。

[24]René Girard,Violence and the Sacred,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p.113.

[25]［爱尔兰］泰特罗讲演：《本文人类学》，王宇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26]［美］卡斯塔尼达：《战士旅行者：巫士唐望的最终指引》，鲁宓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45页。

[27]同上书，第45—46页。

[28]［美］卡斯塔尼达：《战士旅行者：巫士唐望的最终指引》，鲁宓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