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书写中的叙述风格，尤其是主观描述与客观阐释之间的问题，一直是英美人类学界所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不过它以理论性话题而被提出，在写作实践上的实验则是在“写文化”讨论之后。相对来说，法国人类学界在后现代主义叙述意识的宣言方面显得不是很激进。但就在这理论性宣言相对沉寂的背后，却是写作实践上的一系列变革，比较富有自觉意识的是结构主义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尤为典型的是《忧郁的热带》这部人类学著述。

从写作的性质看，《忧郁的热带》与其说是一部人类学论著，倒不如说是一部游记式的文学文本。就文学性而言，它不亚于任何一部文学文本。作者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中既使用了纯粹第一人称的个人叙述视角，又采用了描述式的手法，来阐释亚马孙河流域与巴西高地森林的人类社会形态及其文化。但这种主观的叙述视角当然不会掩盖作者本人的真实情感，以及他对于人类学田野考察的看法。他毫不掩饰地说道：“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话说回来，我是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终于决定这样做的。我最后一次离开巴西，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在这十五年中间，我好几次都计划开始进行我目前要做的工作，但每次都因为一种羞辱与厌恶之感而无法动笔。”^[22]这种文学笔法无意对抗当时主流人类学的客观表述方法，但在另外一面却为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模式亮起了一面旗帜，那就是，除了采用科学、客观的表述之外，人类学的写作其实还可以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这种叙述模式比客观的表述手段更具有表现力。也就是说，列维—斯特劳斯以自己的人类学书写实践向所谓的科学民族志神话划清界限。人类学写作在不动声色地转向一种记载个人情感与经历的文体风格，其文学性也就越来越浓郁。

这种叙述模式上的有意识行为其实是将田野视为一种写作体验与准备阶段，也就是说，田野所获取的并非是全部的真实性知识，而是局部的真理。从这个层面而言，田野考察这堵巨大的厚墙在一些人类学者眼中已经轰然倒塌。法国人类学者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甚至这样宣称：“还有多久把田野调查当作人类学所有领域，包括原始宗教在内，最主要的能力标准？我们是否真的应该授予那些给我们这个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正在萎缩但至少原则上仍可用于原始研究的地区带来了人口过度增长的人（主要是人类学家们）垄断这些基本上灭绝了现象的权力？当高速公路网和假日酒店在世界各处变得像这里一样无所不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是否最后一个还能记起它们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人类学家退休时就宣布这门学科正式结束？是否对这门学科的新贡献从此将被禁止？”^[23]当人类学将核心话题转移到民族志的书写探讨上时，勒内·基拉尔已经从人类学者的田野离去，开始将人类学者的民族志当作研究对象，从中寻找某种普遍性的法则。勒内·基拉尔关注的重点对象是人类学文本中的仪式与神话，他认为在许多仪式与神话中都存在一种未经言明的暴力。他果断地宣称：“最初的暴力行为是所有仪式与神话意义的源泉。暴力行为是唯一真实的，它是自发而绝对的。可以这样来说，仪式与神话之间的暴力行为是同时进行的。”^[24]这种结论的立足点是民族志文本，而不是对于原住民居住地展开的田野考察，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文学化的行为，但这种举动却是对人类学田野真实性神话的袪魅。不管怎么说，基拉尔也加入对客观性的怀疑一方，不再将民族志视为真理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