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人类学诞生的社会语境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活动，对欧洲文化“他者”的征服中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政治性诉求的民族志文本。这种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人类学书写行为具有虚构性和想象性，其表述也具有窥探他者文化秘密的猎奇性色彩。在这种情境下，早期的人类学写作类似于探险家的游记，主观地描述异类文化并制造一种欧洲文化形象，当然，其中不乏一些想象性的因素，比如对食人族之类的表述。从这个层面而言，早期的人类学著述在本质上是文学式的，民族志只不过是文学写作的一种类型罢了，因为它与“客观真实”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同时使用了文学描述的手段来表述异文化。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可能一一列举，姑且以弗雷泽的《金枝》来作简单分析。

毋庸置疑，《金枝》是一部伟大的人类学作品，就连一向爱挑剔的人类学者埃文思—普里查德也无法否认这一点，尽管他对弗雷泽不无批评。就研究手段而言，“人类学方法论的中心主题是如何利用‘本国’语言再现‘其他’文化的问题”。^[4]说得确切一些就是，人类学要借助于他者文化的考察来反观本土文化，只不过中间经过了语言表述的转换。在这个层面上，弗雷泽的《金枝》不啻为一本典型的人类学论著，它比任何人类学的民族志都要经典。何以如此？因为弗雷泽使用了文化进化论的观点对“金枝”这种文化现象作出阐释，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何在古罗马的内米（Nemi）湖畔会存在杀死祭司的奇特习俗？但另外一方面，《金枝》又是一本颇有争议的论述，受到了众多人类学者的批判，甚至有不少人类学者认为弗雷泽的思维方式是“假如我是一匹马”式的。^[5]撇开这些不说，《金枝》引起众多质疑的关键还在于它所使用的表述手段并非是人类学的客观表述法，而是讲述故事的方式，也就是文学式的阐释法。虽然弗雷泽自己曾经不止一次地标榜他采用了比较法，但实际上，《金枝》从最初的两卷本直到后来的十二卷本，一直都采用了文学描述的手法来阐释“金枝”这种文化现象。也就是说，弗雷泽用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来阐释古老的“金枝”风俗。故事的核心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其一，为何古罗马内米湖畔狄安娜神庙里的祭司不只是一个祭司，还拥有一个“森林之王”的称号？其二，为什么阿里奇亚的祭司在就任职位之前，必须先杀死他的前任？其三，为何在杀死前任之前，又首先要折取一段叫作“金枝”的树枝？^[6]《金枝》就是以这三个问题为中心而讲述了世界各地的神话故事与风俗，其间还穿插了民间传说与仪式表述，类似于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小说或诗史。从这个意义上讲，《金枝》其实不单是最早的人类学阐释文本，更是一部文学巨著，它讲述了世界各地文化与宗教的历史，其语言与想象力丝毫不逊色于任何文学作品，它创造的文学意象（如金枝、生命树、替罪羊等）与其他文学文本和意象一样具有想象力，而其视野也更具有穿透力，超出了一般文学作品所传达的知识范畴。与后期人类学者不同的是，弗雷泽没有从事野外的田野考察，而是在图书馆里完成了资料的收集，尔后以一种富有想象性的文学写作手法将这些资料加以分类，创作了这部关于人类宗教历史发展的巨著。也就是说，弗雷泽使用的那些二手资料，即那些到欧洲殖民地旅行的官员、传教士与观光者的游记来撰写关于“金枝”的风俗。这其实类似于拼接马赛克的展示工作，姑且不说其资料来源的可靠性，这种按照写作意愿将资料加以分类并组合的写作方法，其实就类似于文学创作的手法。只不过其中缺少了主观的想象。但就实质而言，关于“金枝”习俗在世界各地文化中不同的衍变版本，以及各个故事之间的联系，是研究者弗雷泽建构出来的。资料本身不能够说话，代替它们的是弗雷泽的编排和阐发。从这个角度来看，《金枝》这部篇幅巨大的书确实首先应被看作文学文本。就人类学著述而言，应该属于前民族志时代的民族志。

说到田野作业时，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因为弗雷泽没有从事过田野考察，《金枝》无法客观还原原住民居住的文化空间与情境，因而无法归入人类学文本之类。这种论调下所包含的一种潜在的认识论就是，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区别于文学的主要标志，只有田野才是获取知识的客观途径。通过田野考察，人类学者才能够写出具有客观真实性的民族志。这种认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也“没有人想要贬低田野调查的成就。而且由于这些调查不可能再被重复，它们的成就是越发的珍贵了。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幸存下无掺杂形式的原始祭仪”。^[7]但另外一方面，人类学不单单是关于文化的客观考察与记录，它还是关于文化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自我建构的意味。尽管田野是原住民的生活空间，但田野考察行为却属于人类学者，考察者自身的学术涵养决定了其田野工作方法与考察对象的选择，不同学者眼中的田野是不一样的。

另外，“人类学家的知识总是带有偏见的，因为人们不可能告诉你每一件事情。某些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难捕捉的。给你提供信息的人的知识无论如何总是不完全的，在某种意义上总是‘错的’”。^[8]在这个意义上，田野工作及未必是人类学写作真实性的可靠保障，田野也不是验证人类学者获取知识的唯一路径。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即使经过多年的田野考察，人类学者写出的民族志也未必就具有客观的真实性可言，而是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学性—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行为—人类学书写依然是一种富有虚构性的文学文本，就连“科学民族志”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也不例外。

表面看来，马林诺夫斯基的论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一部具有浓郁功能主义色彩的人类学文本，但仔细阅读后便会发现，这部被称为“现实主义民族志”的文本却采用了航海历险的文学叙述模式来表述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海上库拉贸易行为，将库拉的流动与原住民的海上交换行为文学化了。这样说来不免有些抽象，我们先看看《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的整个叙述结构再说。该书共计22章，核心部分是从第7章到第15章，主要讲述库拉的流动。其他部分都是围绕库拉所作的铺垫性与后续性叙述。倘若再继续深入的话，就会发现，叙述库拉流动的这部分内容其实就是一部原住民与叙述者在海上漂流的历险小说，类似航海小说的写法。

文本的叙述者首先从库拉旅程的起航开始，一直到船队的返航，交换库拉的整个过程成为民族志表述的核心，叙述者同时在此过程中叙述了船队所经历的种种危险与经历。船队首先从锡纳卡塔出发，然后在穆瓦短暂停留，随后驶向皮鲁卢海湾，经过安福列特，进入特瓦拉和萨纳洛阿，停靠在萨卢布沃海滩，驶向多布，在多布进行库拉的交换，然后返航，整个过程可用一张简图来表示（图4—2）。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出，库拉的交换过程类似19世纪文学家笔下漂流者的探险与猎奇旅程，只不过后者少了殖民暴力行径，而多了一份对非欧洲文化的观察。就在沿途的航海历险中，马林诺夫斯基叙述了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库拉交换过程与风俗行为。这种表述其实不是从原住民自身的认知视角出发，而是从民族志书写者自身理解的文化角度而表述的，因而具有一种主观性和虚构性。

图4—2　船队交换库拉航线图

从这个方面来看，《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其实是一部叙述性的文学文本，它讲述了特罗布里恩德岛屿的文化与习俗。这样看来，这部人类学文本也就很难说具有一种表述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也就是知识真实度的问题。虽然我们承认马林诺夫斯基拥有了真实的他者文化的田野，做了艰苦的田野考察，但在文本叙述的真实性上，《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与弗雷泽的《金枝》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二者皆为文学式的叙述文本，都虚构了一个异文化的场域。因为这两部人类学文本其实在代替原住民阐释对文化现象的理解，这种感知是间接而模糊的。这样的著述其实都是人类学者的自身理解式阐释，而不是原住民自己的解释。

另一方面，民族志文本的生产又是一种我者文化形象的自我建构过程，尽管这种创建是通过表述文化他者而进行的。但我们同时应该明白：“不同类型的阐释哲学，从狄尔泰、保罗·利科到海德格尔，都提醒我们，最简单的文化描述也是有目的的创造，阐释者不断地通过他们研究的他者来建构自己。”^[9]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除了表述特罗布里恩德岛文化及其形象之外，还塑造了一个辛苦不堪的欧洲文化形象—民族志书写者—这种双重文化形象的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学式的。马林诺夫斯基一再强调民族志的科学性，并进而宣称：“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我们可以容忍将原住民描绘为失真幼稚的漫画提供给我们。这种原住民的形象是虚构的，就像那些许多其他的谎言一样，已经被科学戳穿了。”^[10]但不幸的是，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本质上是一部文学式的民族志文本，他本人在民族志写作中塑造了一个文化“我者”的形象—一位工作颇为艰辛但初步懂得了原住民语言的欧洲人类学者。这种文学式的文化“我者”表述模式一直延续到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努尔人》那里，后者又是一部文学式的民族志文本。

埃文思—普里查德继承了英国人类学派的功能主义风格，而其民族志看上去具有一种很强的科学意味，尤其是《努尔人》这个文本。^[11]没有人怀疑普里查德在非洲努尔地区从事田野工作的真实性，这种艰苦卓绝的田野考察充满了风险，但普里查德本人却用一种文学的修辞手段，将这种经历描述为奠定人类学学者权威地位的一种工具，从而制造了一个民族志工作者的神话。就像马林诺夫斯基一样，普里查德采用了一种老套而传统的思维模式，将自己视为非洲殖民地的探险者。与前者不同的是，普里查德并没有在行文中采取19世纪欧洲历险游记的方式来组织民族志，而是在导论中采用了第一人称来叙述其田野经历，并传达对努尔文化的体验与情感：1930年，普里查德先是遭遇风暴，行李运送遭遇意外，继而因征服军队搜查而被迫中断田野工作；1931年，普里查德重回努尔，但正值努尔社会中牛瘟疫盛行，因此被努尔人备加敌视，工作中断；1936年，他不得不再去努尔调查，完成工作。普里查德不断地抱怨：“除了在整个研究中一直身体不适，在研究初期遇到了猜疑和不断拒绝、没有翻译人员、缺少足够的语法和词典以及未能找到通常的那种信息提供者以外，随着研究的进行，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困难。当我与努尔人的关系较为友好、对他们的语言比较熟悉时，他们便不断地来造访我，男人、女人、男孩子，从清晨到深夜，我的帐篷里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前来造访的人。”^[12]就在这种困境的表述中，普里查德却用文学笔调制造了一位权威的人类学者形象：饱受阻挠但意志坚定，最终理解了努尔人的价值观并概括其社会结构。这种形象已经成为一则现代民族志工作者牢不可破的神话，具有不可置疑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