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学被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因而以“硬”科学的方法来对待研究对象，以至于人类学者时常宣称田野考察是区分人类学与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的主要标志。但这种论调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了人类学者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chard）的强烈批判，人类学继而被质疑为一门具有“文化翻译”意味的伪自然科学。^[1]在更多学者眼中，人类学是一门人文科学，拥有类似于自然科学家收集精确数据的研究手段，但也扮演了文学家阐释意义的角色。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人类学不属于自然科学，而是一门人文科学，其根据是什么？换言之，人类学与其他人文科学，譬如文学或哲学之间的共性何在？自然，这是一个看上去很老套的问题，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性。但在后现代开始对元叙述的质疑，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波及人类学领域，我们发现宏大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具体的文化细节之后，这个问题便无可置疑地摆在面前。因为它关涉人类学的书写历史，以及民族志实验文本与修辞的合法性问题。

首先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探讨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并非是为了凸显人类学的“人类学性”而故作高调，更不是尝试着在文学与人类学之间贴上一张“跨学科研究”的标签而为之，最为根本的目的是，我们要探寻人类学何以成为“人类学”。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对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作明确界定，因为“文学转向”这个词语在当下的某些话语表述中已经变得模糊，失去了确切的含义与所指。不过，这个术语与人类学研究的操作程序密切相关，我们还得返回人类学的田野考察。

尽管传统人类学的四个基本学科之间在方法论上存在巨大差异，^[2]但都以田野考察为基本立足点。如果将田野考察作为一种互动的进程，那么人类学者的研究行为就可以划分为前田野、田野、后田野这三个阶段。前田野指的是人类学者在进行田野考察前的各种准备阶段，包括人类学训练、田野考察点的选定和相关考察计划的拟定；田野则是指田野考察中所进行的各种工作；后田野主要是指民族志的写作。“文学转向”隶属于后田野的民族志写作实践阶段。我们可以用一张简图来表示文学转向在人类学工作程序中所隶属的位置（图4—1）。

图4—1　人类学工作流程简图

从上图能够看出，后田野进程中的民族志写作是人类学工作的最后阶段，也是涉及本书有关“文学转向”的情境所在。所谓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其实主要是针对人类学写作的实践性行为而言的。确切地说，这个术语指的是人类学者在写作过程中赋予文本一种明确的文学虚构性意味，并非局限于指运用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与表现手法所进行的民族志写作。它属于人类学表述机制—权力或话语—范畴的探讨。“而正在生发的民族志的文学意识则在某种程度上会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作为职业活动的写作之特出地位在人类学中从来没有像在历史学中那样是当然之事，而且还因为这种意识产生在这样一种时刻：20世纪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更为宏大的理论工程正处于混乱之中；不仅是知识的文本表述，而且产生这些表述的职业过程，都成了学科的争论焦点，并都受到质疑。因此，从文学角度对民族志加以审视，就不只是一种对过去占据主导地位的表述惯例进行去神秘化，而是使更多的东西都成问题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批评使得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对各种选择所进行的实验和探索都合法化了，而这种实验和探索是应该与在当代人类学思想中影响甚大的解释性分析模式的各种主张和抱负同等重要的。”^[3]在此意义上，我们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从表述视角而言，人类学写作或民族志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还可以这样探讨，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人类学的这种文学性叙述趋向？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具体的写作与文本，那么就从人类学的写作历史开始追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