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焦点问题：真实与虚构

人类学文学转向的焦点集中于民族志的书写与分析上，而文学转向最大的疑惑就在于写作的虚构性问题。换言之，如何平衡民族志书写虚构性与真实性的关系将是回答人类学文学转向疑问的重要议题。真实与虚构的界定究竟如何，要回答这个问题本身就有困难，而当人类学写作受到文学写作影响开始呈现出各色各样的形式时（比如《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提到的“心理动力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现代主义民族志”等），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

首先我们要捋清文学作品中真实与虚构的问题。正如上一节所述，“人类学写作”一词之所以受到质疑，与文学写作的虚构性有莫大的关系。但这一观点其实忽视了真实与虚构的相对性和可操作性。若说真实，怎样才算真实？如果说文学上的真实，打个比方，两个人对话，即使将二人所说全部记录在案，一字不落，包括神态动作，都如复制一般，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真实。且不说这本身就是不可复制之事，就是将动态的活动转换为静态的文字，严格算来已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文字记录下的真实性该如何判断又成为一个问题。又或者说历史上的真实，一般而言历史是最要求真实性的学科，然而依然要区分行为的真实和文字的真实。历史事件永远不可能做到真实还原，因为一旦发生就再无可能重现，因此历史的真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真实，是站在写史者的角度上和读史者的角度上的不同真实。人类学写作和民族志研究也是如此。正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提出，民族志的批评应该具备多角度的视野，研究者、报道者和被研究对象的声音都应该得到重视，写作出发点作为研究者的一方同样需要被囊括进民族志的分析范畴，如此一来，研究者的书写是真是假，是无意虚构还是刻意虚构，^[12]都是民族志批评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

但这并不是说民族志的书写可以像文学创作一样仅凭个人意愿而为。虽然文学作品的优劣通常与其社会文化内涵也有深远的关系，但完全依照个人情感而创作的作品同样会得到身份认可。民族志写作则与此不同。虽然相对于政治、经济、历史背景对民族志的影响，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更强调个人、自我与情感对传达异文化经验的重要意义，但完全忽视政治、经济、历史恰好是被批评和被反思的对象。两位作者认为：“民族志的任务首先在于：为获得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理解而重塑我们占主导地位的宏观理论。”^[13]而被视为人类学文学转向标志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也提到，田野工作所要求的自我投身（engagement）和正式的民族志描述所要求的自我隐身（self-effacement）之间的矛盾需要个人性叙述与客观化描述相结合的手法来加以调解。^[14]同为表达欲望的外化形式，民族志写作与文学写作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民族志的表达欲望要求针对整个人类社会，而单纯的文学写作虽然极有可能具备此种能力，但并不要求必须如此。文学创作一旦上升到历史和族群的高度，比如神话，比如史诗，那么它们身上的民族志特征就会非常明显。同样，一旦民族志深入细节描写和场景描写，对意义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进行充分认识和多重实验，那么它们身上的文学性特征也将非常明显。由此可见，民族志写作与文学写作最根本的区别并不在于真实性与虚构性的矛盾，人类学写作依然是人类学文学转向的重要台阶。

从上述几个方面的叙述可以看出，《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以民族志写作为人类学实验时代的推动手段，从而将文化批评作为其与生俱来的重要功能和最终目的，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正如译者前言所说，在全球化、均质化的背景下，对异文化的探寻已经达到了表述危机的程度，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民族志写作实验应运而生，并且由于对深描的运用和重视而促进了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扩展了学科领域。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有一小段对民族志诗歌、电影和小说的描写，特别是对电影的提及。电影属于影像资料，同样属于写作（表达）方式的一种。电影和文学创作一样，具有虚构性的特征，但它与文字文本的写作不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达方式。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影像化地表现文化，以及在视觉上吸引消费者注意，这也同样是它的优势所在。但影像资料（包括图像和影视）相对于文字文本而言属于新兴的写作（表达）工具，虽然它同样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文本，同样遭遇了剪辑、隐喻、修辞的问题，但作为叙述工具的时间毕竟不长，对于其是否能够成为民族志写作中的实验新领域，仍然是需要考察和探讨的问题。国内的人类学者庄孔韶在《文化与灵性》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学的文字撰写与影视表现有什么关联和区别？他的回答是，这两种表现手段是互补的，由此建构出把握和理解不同文化的新范式。“人们总是发现，一张胶片上的影像一万句话也解说不尽，同样，一段文字的寓意可能超过一万幅画面。意即文字和影像是以不同的符号系统传达与交换信息。其内涵、主客体交流，以及表达手法都是我们比较研究的兴趣所在。”^[15]

比庄孔韶的观点更为鲜明的是，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攻读人类学专业硕士学位的王海龙，在涉猎人类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后，连续写出《人类学电影》^[16]和《视觉人类学》两部著作，提出“把学问写成诗，把诗写成学问”的理想化目标。^[17]关于视觉人类学与人类学电影的关系，他是这样解说的：“视觉人类学是近年来在欧美社会科学界新兴起的一个名词。它包括三个大部分即人类学摄影、人类学电影和人类学电视。总之，它囊括了以视觉形象为媒体来传导人类学理论内容为目的几大领域。”^[18]目前有关人类学电影的方法争论主要集中在一点上，它应该以人类学的科学目的“求真”为终极目标还是以电影艺术的“审美”为主要目标。就人类学学界的情况而言，求真的学术要求无疑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总体而言，作为一部实验性的作品，《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但在人类学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至于这些缺陷，到1986年本书出版为止，人类学的实验仍处于不断发展和更新的状态，就像作者自己说的，知识总是在螺旋式上升，“通过重新发现旧的问题，我们可以对自身业已热切经历的时代作出回应，使之表述我们对与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变迁感相联系的学科实践状况的不满”。^[19]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实验依然马不停蹄朝前发展的今天乃至以后，这些问题终将得到重述。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进入所谓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和自媒体在以人们始料不及的速度普及流行开来。中国的文学人类学从业者如何从本土文化巨大变迁的现实出发，对这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作出自己的回应，特别是在探求中国声音的文化批评方面如何作为，应该是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

【注释】

[1]［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周晓虹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5页。

[2]同上书，第195—196页。

[3]参看潘年英：《在田野中自觉》，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51—67页。

[4]潘年英：《在田野中自觉》，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62—64页。

[5]［美］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6页。

[6]［美］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0页。

[7]分别参看：周泓、黄剑波：《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学人类学》（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李菲《新时期文学人类学的范式转换与理论推进》，见徐新建主编：《人类学写作—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文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6页。

[8]潘年英：《土著者说》，见《在田野中自觉》，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83—84页。

[9]参看徐新建：《人类学写作：科学与文学的并置、兼容》，《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0]［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0页。

[11]参看潘年英：《无尽的田野：文本表述的多种可能》，见《在田野中自觉》，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50—255页。

[12]比如《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中《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一文中所涉及的民族志案例。

[13]［美］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27页。

[14]参看［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62页。

[15]庄孔韶：《文化与灵性》，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3页。

[16]王海龙：《人类学电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

[17]王海龙：《视觉人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39页。

[18]王海龙：《人类学电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9]［美］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