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文学人类学的新学科实践大体上被划分为两翼展开的态势：一是以文学的方法进行人类学民族志写作实践；二是以人类学的方法进行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实践。^[7]在当代中国，前一翼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来自贵州大山里的侗族作家潘年英。他因为常年从事田野行走和人类学写作实践的突出成绩，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贵州民族学院，2008年）上当选为副会长。

2004年9月14日，这位从西南山区走出来的作者被邀请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做一场学术报告，题目是《土著者说》。潘年英在讲座中介绍自己文学人类学写作的第一个个案是“高坡研究”。高坡是贵阳市郊49公里处的一个苗族乡，历来以贫困和扶贫典型而闻名。以往的人类学家来这里调研，主要是研究和展示黔中苗族的文化风俗。潘年英的问题意识是：高坡的苗族为什么贫困，又为什么常年屡次扶贫却扶不起？在一年的田野考察之后，他写作《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一书，其结论部分是三句话：高坡是地域形成的高坡；高坡是民族形成的高坡；高坡是历史形成的高坡。所谓地域形成的，指高坡处在喀斯特熔岩地貌区，山势陡峭，不利于农业生产。所谓历史形成的，指当地贫困现状有其历史延续性。苗族最初居住的地方不是高坡，而是当今的贵阳市中心。700年前，贵阳只是一个大苗寨。1292年元朝统治者到这里来屯军，贵州的唯一一块平原就成为蒙古族大军的驻地，导致当地苗人“作乱”。遭到镇压之后，剩余的苗人就逃到高坡去了。那时的高坡还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苗人依据森林生态休养生息，再度形成山林狩猎的生活传统。所谓民族形成的，指1458年高坡的狩猎苗民在一次狩猎活动中，其民族性礼俗被汉人误读，以为是聚众造反，于是被朝廷官府调集周边各省的大军围剿、镇压，以至于灭族。据明朝文献记载，有一万余名苗族男子被杀害，妇女被卖为奴隶，部分儿童被阉割后送入北京的皇家宫廷服务。残存的苗民继续依托高坡的森林生态延续至今。直到1958年“大跃进”年代砍伐林木，森林遭到毁灭，水土流失，苗民不得不在山地间改种水稻维生。但因山地雾多，光照不足，水稻产量极低。贫困的现状就由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在该次讲演完成后的问答环节中，一位研究生提问说：“你觉得你的身份究竟是一个土著利益的代言人呢，还是一个忠实于客观记录和描述的人类学者？”潘年英的回答是：“我的身份是整合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我认为人类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学会换位思维，然后才使我进一步接近所谓客观的记录和描述。从‘他者’角度看问题，肯定要比从自我角度出发的记录和描述要客观得多。而只有我们的表述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时候，我们才能称得上是土著民族利益的代言人。”^[8]

这种现象是耐人寻味的。来自我国作家队伍的人类学写作者也不免要追求科学范式所要求的“客观”，而西方科班出身的人类学家（如前章所述的玛格丽特·米德和列维—斯特劳斯等）却在自觉突破“客观”准则的束缚，走向自传和游记类的人类学写作。究竟哪一种写作更为合理，初学者们面对这些不同的榜样，应该何去何从呢？

四川大学的徐新建教授曾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通过“写作的人类学性”和“人类的写作性”两个角度对有关“人类学写作”的疑问作出过正面回应：正是因为人类自身所具有的写作性，或者称为表达性，才锻造了我们如今能看见的彩绘、雕像、建筑甚至文学作品。^[9]人是具有表达和书写欲望的，需要通过不停地记录、书写、塑造来反映自身，从而完成自我认知和自我肯定。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对于人类来说，创造出、记录下的事物除了具备实用性能以外，都暗含精神文化上的价值。因此，创造既是对社会生活的满足，也是对自身精神欲望的满足。人类社会中一切被缔造、被保留、被衍生成文明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被人类学纳入研究范围的东西，都是通过写作（表达）呈现出来的，人类学和写作自然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样的思考提示出人类学文学转向的一个重要台阶，但如果仅以此作为说明民族志写作是人类学研究目前最有效的途径却不够集中和有力。上述观点中的“写作”表达呈现出大量非文本的状态，而民族志写作虽然包括各类影像和图像资料（参看本书第十五章有关图像叙事与文化文本的论述），但更多地却是以文字文本的形式出现。人类的写作性更注重强调一种缔造或建构的本能，而并非只是书写，因此理由依然不够充分。对此我们不妨回到作为人类学文学转向标志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它同样从始源、本性的角度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不过相对而言更加偏重于对“文本书写”的解释。该书导言中写道：“我们（人类学研究者）不是从参与观察或（适合于阐释的）文化文本开始的，而是从写作、从制作文本开始的。”^[10]实际上，文本本身就是记录方式的一种，民族志的书写不可能不受文本写作方式的影响，这是其一。再者，如上述所说，人类创造文化的目的之一在于满足自我认知和自我肯定的欲望需要，对映射现实社会和隐喻精神文化的研究都需要向文学修辞借鉴叙事分析的方法，无论是物的叙事还是文本叙事。第三，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是“文学的”方法在整个人文学科开始流行的大背景下的产物，是对学科跨界和学科扩展的及时适应和有力回应。因此，民族志写作由于其文学性描写的特点和人文学科主流的发展而向文学方法求助，再加上《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提到的表述危机带来的迫切性，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彭兆荣教授在20世纪末带领研究生到贵州瑶麓做田野调研后，出版了两项成果：《文化特例—黔南瑶麓社区的人类学研究》和《寂静与躁动—一个深山里的族群》。前者是按照人类学著述的科学规范模式写成的田野报告，包括生态环境、人口密度、家庭结构、婚姻生育、社会组织、象征系统等方面。从其各章节的结构看，无异于一部人类学教科书的体例。作者是彭兆荣和研究生牟小垒、刘朝晖。而后一部书则是彭兆荣个人独自写作的田野笔记，文学专业出身的他又回到所擅长的文本领域。文化变迁是后一部书的主题，书名中的“寂静”，代表着传统的不变部分，让人联想到文学中无数的寂静的山林；而“躁动”，无疑指向飞速变化的现实。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审美感觉上的张力。作者没有想到的是，这部非规范的田野笔记式文本，给作家潘年英的文学人类学写作带来很大的刺激。表现在一篇题为《无尽的田野》的书评中，潘年英这样说道：

当我手捧着这本装帧精美的《寂静与躁动》，在我的书斋我的摇椅里愉快地展开阅读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对人类学研究和写作的无限向往和怀念。我觉得人类学的魅力岂止在于其学科视野和方法的独特，其本身固有的人文情怀以及在写作和表达方面的自由和多种可能，都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11]

这一段话可以说明，一批又一批当代文学家开始对人类学产生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积极参与又将对人类学写作和当代文学格局带来积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