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之初，出现了一些新的民族志典范，如金·富尔顿（Kim Fortun）的《博帕尔之后的游说》（2001）、亚德里安娜·佩特里娜（Adriana Pertryna）的《曝光的生活》（2002）、罗安清的《摩擦：全球关系的民族志》（2004）、萨巴·曼胡德（Saba Manhood）的《虔诚的政治》（2004）、乔·比尔（Joao Biel）的《生命》（2004）、约瑟夫·马斯克（Joseph Masco）的《核试验地边缘》（2005）、比尔·莫勒（Bill Maurer）的《有限的互惠生活》（2005）等。这些新的民族志典范反映了民族志文类的不确定状态，而乔治·马库斯则用“巴洛克”一词来指称这种状态的特征。这些民族志具有如下共同特征：一是阐发民族志场景的田野故事；二是反复阐发主题理论；三是观察者参与公共文化；四是具有文化史倾向；五是关注日常生活领域，通常描述特殊主体的体验以及他们在组织与历史事件中的认同；六是道德化的观点。^[45]

如何在21世纪打造相应的民族志？金·富尔顿指出，民族志可以像技术一样挑战现存秩序，呼唤关于主体性、社会与文化的新秩序，民族志也可以为我们带来现在所不知道的未来。^[46]乔治·马库斯指出，当今民族志项目形成的条件主要有6种：一是合作的必要性与冲动；二是双重代理；三是接受田野框架内的小众；四是不完备性与规模；五是新兴的时间性（the temporality of emergence）；六是设计的魅力和工作室作为与田野工作目标相关实验的合法形式。^[47]以伯克利大学“当代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简称“ARC”）协作实验室为例，这一实验室由保尔·拉比诺与他过去的学生斯蒂芬·柯立叶（Stephen Collier）及安德鲁·拉科夫（Andrew Lakoff）共同创立，主要致力于共同探究当代生活、劳动以及语言形式。乔治·马库斯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创建的“民族志中心”则发展了一种多点工作室模式。该中心创建了一个“民族志设计工作室”（The Studio for Ethnographic Design），该工作室目前关注的一个项目为美国与墨西哥边界的界河污染问题。

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超媒体（hypermedia）、网上问卷调查、数字视频、社交网站、博客等新事物为“写文化”提供了新的民族志形式与研究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