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全球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应该在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语境中理解第三世界。“世界体系”理论启发人类学者在更宏观的框架中理解自身的民族志研究。继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理论之后，埃里克·沃尔夫以其《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提供了一个人类学版的“世界体系”叙事。就构建民族志的田野地点而言，存在着两种民族志：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与单点民族志（singlesited ethnography）。^[39]单点民族志作者选定单一地点来构建文本，多点民族志则自觉地植根于“世界体系”语境中，走出单点民族志模式，跟踪物、身份、文化意义的流通。对当代地方文化与社会变迁感兴趣的民族志作者而言，单一地点的研究在世界体系观中已显露出局限性。

在理论资源上，福柯的“权力/知识”与“异乡”（heteropia）概念、德里达的“播撒”概念、德勒兹与伽塔利（Felix Guattari）的“根茎”（rhizome）概念以及利奥塔的“并置”概念为“多点民族志”注入理论活水。在具体操作上，影视作品的生产与接受研究、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研究、流散研究、发展研究等形形色色的跨学科研究为“多点民族志”提供了启发性范例。^[40]以科学技术的社会文化研究为例，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与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又译堂娜·哈拉维）的研究极具引领示范作用。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cyborg）概念启发田野研究者思考作为研究对象的并置地点。仅就20世纪90年代人类学界而言，稍举数例体现多点研究趋向的科学技术文化研究成果：繁衍与繁衍技术研究领域，代表作为费伊·金斯伯格（Faye Ginsburg）与雷纳·拉普（Rayna Rapp）主编的《孕育世界新秩序：繁衍的全球政治》（1995）；医疗人类学的流行病研究领域，代表作为玛莎·巴尔什姆（Martha Balshem）的《社区中的癌症：阶级与医学权威》（1993）；互联网等电子传媒研究领域，代表作为阿尔图罗·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的《欢迎光临网络世界：赛博文化的人类学笔记》（1994）与乔治·马库斯主编的《联结：世纪末的媒介联姻》（1996）等；环保主义与毒性灾难研究领域，代表作为弗朗索瓦·佐纳本（Franҫoise Zonabend）的《核半岛》（1993）、金·拉夫林（Kim Laughlin）的《改造科学，想象博帕尔》（1995）以及卡特琳·斯图亚特（Kathleen Stewart）的《苦涩的信心》（1995）等；生物技术与重大科学项目的研究领域，代表作为保罗·拉比诺的《PCR传奇：一个生物技术的故事》（1995）等。

多点民族志的叙事策略存在着多种技法。第一种技法是以人为线。这一技法在移民研究中较常运用，代表作为罗格·劳斯（Roger Rouse）的《墨西哥移民与后现代性的社会空间》（1991）等。第二种技法是以物为线。譬如跟踪商品、礼物、金钱、艺术品等研究对象的流通，代表作为西敏司的《甜与权力》（1985）等。当代艺术世界研究中，运用以物为线技法的多点民族志代表作为克里斯托·斯泰纳（Christopher.B.Steiner）的《流动的非洲艺术》（1994）、玛尔塔·沙维格里亚诺（Marta E.Savigliano）的《探戈与激情的政治经济学》（1995）以及乔治·马库斯与弗莱德·迈尔斯（Fred Myers）主编的《文化交流：重塑艺术与人类学》（1995）等。第三种技法是以隐喻为线，若所跟踪之物属于话语领域或者思维模式，则可以通过符号、象征、隐喻的流通引导民族志设计。埃米莉·马丁（Emily Martin）的《弹性之躯》（1994）是这一技法的代表作，她在著作中探讨了美国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免疫观念。第四种技法是以情节、故事或寓言为线。乔纳森·波亚林（Jonathan Boyarin）主编的《重构记忆：时空的政治》（1994）是这一技法的代表作。第五种技法是以生命历程为线。米开尔·费希尔与迈赫边—阿科迪（Mehdi Abedi）合著的《谈辩穆斯林：关于后现代性与传统的文化对话》（1990）第一部分“口述生活世界”就运用了这一技法。第六种技法是以冲突为线。奥斯丁·萨拉特（Austin Sarat）与托马斯·凯恩斯（Thomas Kearns）主编的《日常生活中的法律》（1993）是这一技法的代表作。^[41]

以艺术品的流通为例，莉恩·M.哈特在《三面墙：地区美学和国际艺术界》一文中描述了印度女性绘画的三个场景。位于印度家庙中的“第一面墙”上的绘画是一种女性仪式艺术，主要用于娱神；位于北美中产阶级家庭的“第二面墙”上的绘画是一种旅游艺术品，购自印度某手工艺村；在巴黎一家博物馆的“第三面墙”上的绘画则被赋予了高雅艺术和天才艺术界的光环。^[42]

乔治·马库斯主编的“新选集”（Late Editions）年刊（1992—2000）通过有意识地选题，以新的民族志形式探讨了文化、地缘政治、体制的变化。譬如，“新选集”第1卷为《危险的国家：关于文化、政治与国家的对话》，第7卷为《技术科学想象》，第8卷为《2000年的归零》。马可—安东尼·法尔逊（Mark-Anthony Falzon）主编的《多点民族志》（2009）收录了新近多点民族志研究的相关论文，如卡洛琳·加特（Caroline Gatt）的《多点民族志理论/实践中的空间与环境关系》、维尔纳·克劳斯（Werner Krauss）的《地方化气候变迁》、英吉·霍夫兰（Ingie Hovland）的《传教士寻踪》以及卡仁·伊萨克森·里奥纳德（Karen Isaksen Leonard）的《变迁中的地点：多点民族志的优势》等。^[43]以卡仁·伊萨克森·里奥纳德的研究为例，其《变迁中的地点》一文主要考察海德拉巴（Hyderabad）移民的生活状况、社会记忆及身份认同等。海德拉巴邦本是印度最大的土邦，印巴分治后海德拉巴邦解体。20世纪60年代，海德拉巴人大量移民至巴基斯坦、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地。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卡仁耗时十余年跟踪调查八处田野调查点（包括本土在内）。她指出，多点民族志研究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其中一个方面是意识到研究初始假设的局限性。卡仁最初的研究设定是跟踪凝聚力文化的形成。通过多点民族志研究，她发现所谓“海德拉巴特性”（Hyderabadiness）在新定居地的演化极为不同。卡仁指出，多点民族志的另一个优势是有助于比较身份重构的侧重点。譬如，在巴基斯坦的第一代海德拉巴移民倾向于压制自己的海德拉巴认同，第二代移民则以地域性认同取而代之；在英国，海德拉巴移民不觉得自己是黑色英国同盟成员，他们仍忠实于德干兼容并包理想，并不建造或参加特殊的清真寺，并且把宗教视为私事。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运用“多点民族志”研究路径，如黎相宜的美国海外华人研究、童根兴的“苯中毒”事件研究与萧楼的T市灰色青年群体研究。萧楼在浙江T市选取了三个田野调查点：海港区J区、工业区H区以及商贸区L区，从而揭示灰色青年群体在城市、乡村和流动社区的不同类型。^[44]受“多点民族志”启发，赵旭东区分出“场所民族志”与“线索民族志”两类研究路径，并视“线索民族志”为一种自我提升的民族志叙事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