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的不足之处是它未收录探讨女性主义民族志的论文。与会男性学者没有正视女性人类学家的贡献而遭到一些女性学者的批评。^[32]

其实，女性主义民族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激进女性主义者的游记。20世纪60年代之前，艾尔西·克露斯·帕森斯（Elsie Clews Parsons）、玛格丽特·米德、露丝·本尼迪克特、左拉·尼尔·赫斯顿、伊拉·塞拉·狄罗丽雅（Ella Cara Deloria）等一些女性人类学家已撰写与女性主义相关的民族志，但并不显眼。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性主义民族志逐渐崛起。

女性人类学者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民族志回忆录。最早出版的第一人称叙事的田野记录是爱丽丝·李·玛丽奥特的《更绿的田野：在美国印第安人中的经验》（1952）。人类学史存在着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些男性人类学家携带妻子做田野调查，他们撰写“客观性”模式的民族志，而他们的妻子则撰写较为个人化的田野回忆与反思，如玛丽·史密斯的《卡罗的芭芭》（1954）、劳拉·伯汉农的《回复欢笑》（1964）、伊丽莎白·沃诺克·费妮亚的《酋长的客人》（1969）、玛格丽·伍尔夫的《李姆的房间》（1968）等。以伯顿·本尼迪克特（Burton Benedict）与玛丽恩·本尼迪克特（Marion Benedict）夫妻俩合著的《塞舌尔的男人、女人与钱》（1982）为例，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玛丽恩以第一人称叙述她与塞舌尔算命师的遭遇，第二部分是伯顿·本尼迪克特关于塞舌尔经济的社会学描述。维斯维瓦兰在《界定女性主义民族志》（1994）一文中认为，早期女性人类学家通常使用第一人称叙事，一方面是出于交流或自我发现的考虑，另一方面则隐含了对实证主义假定的批判。^[33]此类民族志还包括让·布里格（Jean Brigg）的《绝不生气》（1970）与曼达·席塞拉（Manda Cesara）的《一位女人类学家的反思》（1982）等作品。

理论反思方面，1970年，女性人类学家佩吉·戈尔德（Peggy Golde）出版了一本反思女性人类学家田野经验的文集《田野中的女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民族志的一些信条受到挑战。齐瑞·莫拉佳（Cherríe Moraga）等编辑的《这个叫做我的背的桥：激进有色妇女文集》（1981）和格洛丽亚·哈尔（Gloria Hull）等编辑的《所有的女人都是白人，所有的黑人都是男人，但是我们有些人是勇敢的》（1982）表达了有色女性主义者的情感、分析与政治观点。有色人种妇女研究者开始提出疑问：白人女性的民族志方法能否充分展示非白人妇女的声音而不落入种族主义的窠臼？社会学家朱迪丝·斯塔西（Judith Stacey）在《存在一种女性主义民族志吗？》（1988）一文中指出，由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可能存在一种完全女性主义的民族志，只可能存在一种部分女性主义的民族志。^[34]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同名文章《存在一种女性主义民族志吗？》（1990）则持更为乐观的观点，她认为基于女性生活与故事的女性主义民族志是可能的。^[35]

女性主义民族志同样关注“表述”问题。肖斯塔克的《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及诉说》（1981）运用对话模式展开叙事，S.克雷泽（S.Kreiger）的《镜中之舞：女性群体中的认同》（1983）运用复调模式叙事，V.格里菲斯提出研究中运用戏剧手段，^[36]而玛格丽·伍尔夫（Margery Wolf）在《一个故事，三重讲述》中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展开其台湾地区的民族志。作为“动情书写”的实践者，通过叙述外公去世、朋友切除子宫、幼年遭遇车祸右腿骨折的经历及在学术会议为动情书写辩护的经历，露丝·贝哈在《动情的观察者》一书中分享了她选择“动情书写”的心路历程。

还有一些女性人类学家力图彰显早期女性主义民族志的学术意义。卡马拉·维斯维瓦兰（Kamara Visweswaran）通过厘清性别（gender）观念探讨女性主义民族志史的分期。^[37]露丝·贝哈与狄波拉·戈登（Deborah A.Gordon）合编的《女性写文化》（1995）尤其值得注意。编者自称效仿《这个叫做我的背的桥》，拒绝区分创意性写作与批判性写作。《女性写文化》包括传记、自传、戏剧、诗歌、小说、田野笔记、游记、社会批评等各种表现形式。该书分四个部分：一是“超越自我与他者”；二是“另一种历史，另一种经典”；三是“人类学有性别吗？”；四是“旅途中的女性主义者”。《女性写文化》第二部分以艾尔西·克露斯·帕森斯、露丝·本尼迪克特、左拉·尼尔·赫斯顿、露丝·兰蒂斯（Ruth Landes）、巴巴拉·迈尔霍夫（Barbara G.Myerhoff）、爱丽丝·沃克等女性学者与作家为个案重构了“女性写文化”的“另一种历史，另一种经典”。其中，本尼迪克特、米德、赫斯顿、狄罗丽雅四人都是弗兰茨·博厄斯的学生。她们都厌烦当时民族志的客观声调。以赫斯顿为例，赫斯顿在《骡子与人》中运用对话体以及故事讲述等多种文学技法，而故事讲述形式赋予资讯人拥有比民族志作者更具权威性的声调。赫斯顿在佛罗里达州珀克县（Polk County）做田野调查时，她自称为私酒贩卖商的女人。这一身份方便她接近一些男人，但也给她带来性命之危—两个女人（Ella和Lucy）试图在一次舞会中杀死赫斯顿。格雷西拉·赫尔南德（Graciela Hernández）认为这一事件象征性地表现了对民族志作者权威的质疑。^[38]

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类学界全面反思性别本质主义，如米歇尔·罗萨尔多的《人类学的应用及滥用：女性主义与跨文化理解之反思》（1980）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麻烦》（1990）等。一些女性主义民族志关注性别展演的形成，如F.哈里森（Faye Harrison）的《三个女人，一种斗争》（1990）、J.琼斯（Joni Jones）的《作为他者的自我》（1996）、狄波拉·卡普昌（Deborah Kapchan）的《市场上的性别：摩洛哥女人与传统的重新表达》（1996）、玛丽·玛格丽特·司迪丽（Mary Margaret Steedly）的《无绳悬挂》（1993）、罗安清（Anna Tsing）的《钻石女王的领域》（1993）等。一些女性主义民族志关注多元性身份（multiple positioning）问题，探讨混血身世、民族传统以及种族地位等因素如何影响认同，如阿布—卢格霍德的《书写女性世界：贝都因故事》（1993）、露丝·贝哈的《被转述的女性》（1993）、吉琳·娜拉衍（Kirin Narayan）的《本地人如何成为一个本土人类学家》（1993）、卡马拉·维斯维瓦兰的《女性主义民族志的虚构》（1994）等。一些女性主义民族志关注女性职业文化与工作中的妇女，如露易丝·蓝菲尔（L.Lamphere）的《从职业女儿到职业母亲》（1987）与帕特里夏·查薇拉（Patricia Zavella）的《妇女职业与芝加哥家庭》（1987）等。还有一些女性主义民族志关注妇女的大众文化参与，如A.阿佳妮（A.Ajani）的《反对反向身份》与普尔尼玛·曼克卡尔（Purnima Mankekar）的《电视传奇与一个妇女的愤怒》（1993）等。此外，同性恋文化与场域中的性也成为当代女性主义民族志的流行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