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民族志小说应属阿道尔夫·班德勒（Adolph F.Bandelier）关于普布洛印第安人的小说《快乐的制造者》（1890）。其后，一些作家继续从事民族志小说创作，如美国作家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他们眼望上苍》、巴西作家安东尼奥·奥林托（Antonio Olinto）的《水屋》、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唐望系列小说等。当然，其中一些小说也引发不少争议。

不过，由于一些原因（如保护隐私等），一些民族志作者还是选择了民族志小说。当代民族志小说的代表有迈克尔·杰克逊的《巴拉瓦与鸟的空中之路》（1986）、约翰·斯图亚特（John Stewart）的《酒徒、鼓师与正派平民：特立尼达村的民族志叙事》（1989）、伊丽莎白·费妮亚（Elizabeth Warnock Fernea）的《希特·玛丽·罗斯的案例：一部来自中东的小说》（1989）、托比亚斯·赫克特的《追寻生活：一部民族志小说》（2006）、罗克珊·瓦齐（Roxanne Varzi）的《地下的最后一幕》（2016）等。托比亚斯·赫克特以民族志小说的形式写作《追寻生活》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赫克特1992年在巴西累西腓市做过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民族志《街上之家：巴西东北部的街头儿童》（1998）。当他回访累西腓市后，发现大部分他熟识的街头儿童不是惨死就是被关入监狱或精神病院。之后，赫克特偶然遇见一个熟人（化名为布鲁纳·维雷斯莫），并打算与这位熟人合作撰写民族志传记。为此，他访谈了“布鲁纳”。离开累西腓市之前，他还鼓励她记录个人的思想与观察。三年后，赫克特已写好一千页的访谈，他意识到布鲁纳的不少叙述出自个人的编造、想象甚至幻象。因此，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写作计划而改为写作一部民族志小说。^[31]

提摩太·J.纳布（Timothy J.Knab）是一位人类学家，著有《巫师之战》（1995）、《疯狂的耶稣》（2004）、《地与天的对话》（2009）等。《巫师之战》共11章，其开篇具有悬疑色彩，叙事者“我”在圣马丁访问治疗师堂·英诺森时，得知一位来自圣安德烈的妇人请求英诺森对其女婿施行黑巫术。回到旅馆之后，“我”在担忧与疑虑中睡着了。两年后，“我”拜访另一位治疗师堂娜·卢比娅。卢比娅既信仰传统医疗方法，又信仰耶稣与天主教圣徒的治疗力量。卢比娅正患病，英诺森声称是因为巫师作祟，卢比娅请“我”帮忙。“我”帮卢比娅完成献祭，并在梦中进入地下世界。其后，卢比娅好转。“我”在获得关于地下世界与灵魂的知识之后，开始帮人治病，并且知晓了一段“巫师之战”的轶事。

亚当·阿什福斯（Adam Ashforth）的民族志小说《马杜莫：一个中了巫术的男人》（2000）主人公马杜莫是南非索韦托人，他是亚当·阿什福斯的朋友。马杜莫的兄弟相信了一位“先知”的指控，这位“先知”宣称马杜莫用巫术杀死了母亲。为此，马杜莫被赶出家庭。马杜莫确信自己中了巫术，他向祖鲁治疗师宗迪求救。最后马杜莫确信自己已被治愈，阿什福斯帮他付清昂贵的治疗费，并飞回纽约。小说共20章，第1章“马杜莫在哪？”以叙事者“我”拜访马杜莫家开篇，马杜莫的姐姐乌玛告诉叙事者马杜莫不再在家居住了。接着，叙事者回忆了“我”与马杜莫相识的经过。小说第1章像是民族志的楔子，第20章“离开与开端”像是民族志的结论。小说探讨了巫术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的南非盛行的原因，按照马杜莫的说法：种族隔离时期人们可以将不幸归咎于白人，而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人们只能将不幸归咎于未知的外来力量。

人类学家罗克珊·瓦齐出生于伊朗，其母为美国人，其父为伊朗人。她在伊朗革命之后随父母定居美国。罗克珊的作品《地下的最后一幕》是一部关于伊朗地下戏剧的民族志小说，女主人公莱利（Leili）是德黑兰大学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女生。在“伊斯兰道德”课堂上，老师提问“何时适合门外汉解释精神领袖的信条”，莱利的回答是“任何时候”。之后，莱利结识一群文艺青年，他们共同排演了一出地下戏剧。据罗克珊自述，《地下的最后一幕》创作理念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于她而言，民族志写作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她之所以选择“民族志小说”这一形式，是因为小说允许她不受检查地书写伊朗，允许她戏耍与挑战结局。

传统的民族志范式中，民族志作者以一种客观的、权威的、价值中立的面目出现，其“民族志之我”与“个体之我”相互分离。人类学家以“民族志之我”撰写的民族志可以发表在人类学刊物上，而其“个体之我”撰写的文学作品只能发表在文学刊物上。在这种学术氛围下，劳拉·伯汉农（Laura Bohannon）在出版其民族志之后，因为害怕有损职业声誉，她选择以伊莲诺·史密斯·伯文（Elenore Smith Bowen）为化名出版更为个人化的著作《回复欢笑》（1964）。事实上，很难在民族志中消除作者的个人印迹。序言、导论、致谢、参考文献以及正文的字里行间都会流露出作者的个人气息。实验民族志特别是自我民族志更注意揭示研究主体的自我心绪，更注重让研究客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营造一种平等交流与合作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理想关系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