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史研究是民族志的重要分支。最早讨论生命史研究的经典著作是约翰·多拉（John Dollard）的《生命史的原则》（1935）。L.戈特沙尔克（L.Gottschallk）等学者合撰的《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中私人文件的运用》（1945）、L.兰内斯（L.Langness）的《人类学学科中的生命史》（1965）与《生命：一种人类学路径》（1981）等著作是生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美国早期的生命史研究主要关注印第安人与欧洲移民。其后，北美和中美洲的印第安人生命史研究主要是辨析与记录文化变迁。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生命史研究不减反增，而且涌现出一些新主题，如生命史的治疗性运用。与此同时，女性生命史研究得到强化。此类作品如卡洛琳·布雷特尔（Caroline Brettell）的《我们已流过很多泪：葡萄牙女性与移民》（1982）与《写在风中：一个母亲的生命史》（1999）、卡伦·麦卡锡·布朗（Karen McCarthy Brown）的《嬷嬷罗拉：布鲁克林的伏都女祭司》（1991）、露丝·贝哈（Ruth Behar）的《被转述的女性》（1993）与《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1996）等。^[25]

伴随人类学的文学转向，生命史研究出现了反思性倾向。当代生命史研究的主要论题包括自我、真理与表述的文化建构、生命史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人物声音的问题等。同时，“自我叙事”（narratives of the self）、“自我史”（mystories）、“民族志传记”（ethnographic biography）、“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ty）等新概念应运而生。“民族志传记”概念出自米歇尔·赫兹菲尔德的著作《一幅希腊想象的画像：安德雷亚斯·尼内达克斯的民族志传记》（1997），该书集民族志、传记、自传为一体。^[26]“自我民族志”一词最早出自卡尔·海德（Karl Heider）的《人们做什么？达尼自我民族志》（1975）一文。其后，这一术语为学界所沿用，但其含义则众说纷纭。里德—达纳海（Reed-Danahay）将之界定为“一种将自我置身于社会语境的自我叙事形式”，它是本土人类学、族群自传、自传性民族志三者交汇的产物。它既包括关于个人所属群体的民族志，又包括具有民族志意旨的自传性写作。^[27]

当代自传性田野记录数量庞大。专著类包括芭芭拉·安德森的《第一次田野工作：一个人类学家的不幸》、戴维·哈亚诺的《雨林之路：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的鲜活人类学》、道格拉斯·雷贝克的《疯狗、英国人与犯错的人类学家：马来西亚田野工作》等。^[28]文集类田野记录一般围绕某个主题编撰，性或性别主题的当代文集包括T.L.怀特海与M.E.康威合编的《跨文化田野工作中的自我、性与性别》（1986）、奥拉雅·阿尔托基与C.F.埃尔—索勒赫（C.F.El-Solh）合编的《田野中的阿拉伯妇女：研究自己的社会》（1988）以及D.贝尔等学者合编的《性别化田野：女人、男人与民族志》（1993）等；儿童与家庭主题的当代文集包括茱莉亚娜·付琳等合编的《田野工作与家庭：建构民族志研究的新模式》（1998）等；以田野工作地点为主题的文集如菲利普·德维塔等合编的《远方的镜子：作为异文化的美国》（1993）等。

人类学家的自传是自我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广为人知，克利福德·格尔兹也在《追寻事实》一书中袒露其田野经验。20世纪90年代，《民族》与《人类学年评》发表了不少人类学家的自传。“疾病叙事”是一种较为新颖的人类学家传记性叙事形式，如罗伯特·墨菲在《沉默的身体》一书中讲述了自己的脊髓病，又如苏珊·迪吉亚科莫在《作为文化系统的生物医学：一个疾病王国中的人类学家》一文中提到他所罹患的癌症。^[29]

当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土著”学会识字，越来越多的“土著”不满足于“被表述”的命运，开始撰写自我民族志。代表作如艾尔西·拉夫希的《一个土著母亲讲述新与旧》（1984）、奥尔·特皮利特·塞托提的《一个马萨伊武士的世界》（1986）、以斯帖·伯内特·霍恩与萨利·麦贝斯合撰的《艾希的故事：一个肖肖尼教师的生活与遗产》（1998）、维克多·蒙特卓（Victor Montjo）的《见证：一个玛雅乡镇之消亡》（1993）等。^[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