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出版之前，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已初露端倪。1972年，詹姆斯·布恩（James Boon）已出版《从象征主义到结构主义：文学传统中的列维—斯特劳斯》。此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关注民族志文本的写作问题，探讨民族志文本的叙事与修辞，其中包括柯文·德耶尔（Kevin Dwyer）、乔治·马库斯、詹姆斯·克利福德、爱德华·布鲁纳（Edward Bruner）、理查德·汉德勒（Richard Handler）、斯蒂芬·韦伯斯特（Steven Webster）、文森特·克拉帕扎诺等。^[10]一些人类学家加入民族志实验写作队伍，或是明确地集中探讨文本形式和阐释性质二者间的关系，或是不时地提到阐释问题，或是较为分散地探讨认识论关切。

据乔治·马尔库斯与米开尔·费彻尔（Michael J.Fischer）的划分，当时的实验民族志可分为三类：一是心理动力民族志，代表作如罗伯特·莱维（Robert Levy）《塔希提人：岛民社会的心智与经验》（1973）、奥贝耶斯克（Gananath Obeysekere）《美杜莎之发：关于个人象征符号与宗教经验的一项研究》（1981）等；二是现实主义民族志，代表作如肖斯塔克《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及诉说》（1981）、文森特·克拉帕扎诺《图哈米：一个摩洛哥人的形象》（1980）、米歇尔·罗萨尔多《知识与激情：伊龙哥特人的自我概念和社会生活》（1980）、布拉德索尔（Bradd shore）《萨拉伊鲁雅：一个萨摩亚人的神话》（1982）等；三是现代主义民族志文本，代表作如柯文·德耶尔《摩洛哥对话》（1982）、法弗雷特—萨达（J.Fvret-Saada）《致命的言语：博卡吉人的巫术》（1980）以及伊安·马伊耐波与拉尔夫·布尔麦尔《我的卡兰乡村之鸟》（1977）等。^[11]

以民族志权威问题为例，詹姆斯·克利福德在《论民族志权威》一文中探讨了四种民族志权威模式：体验式、解释性、对话式、复调式。体验式权威基于对异文化的“感觉”，如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他的在场以及他的理解来自对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沉思。格尔兹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是解释性权威模式的代表作。在克利福德看来，解释人类学固然对民族志权威的“陌生化”有功，但仍然难逃殖民表述批评者的责难。对话式模式民族志倾向表述研究情境与对话场景，代表作如法弗雷特—萨达的《话语、死亡、命运》（Les mots,la mort,les sorts,1977）等。巴赫金曾用“复调”一词指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点，克利福德也借用“复调”一词指称具有杂语喧哗特点的民族志。《皮曼萨满教与卡西姆病》是复调式民族志的代表作，该书有四个作者：人类学家Donald M.Bahr、萨满Juan Gregorio、解释者David I.Lopez以及编辑Albert Alvarez。^[12]乔治·马尔库斯与狄克·库什曼（Dick Cushman）在《作为文本的民族志》（1982）一文中则提出了评价民族志权威的三个标准：一是建立叙事性在场；二是设想文本结构；三是资料表述的预编码。^[13]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对民族志修辞性的关注。尼采说过，真理是一支由修辞组成的大军。民族志书写受语境、修辞、制度、政治、历史等多重因素支配，宣称民族志表述的透明性和体验的直接性未免显得天真乐观。詹姆斯·克利福德直截了当地指出，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14]克利福德还指出，任何文化描写都是“此乃关于彼的（充满色彩的）故事”，在内容与形式上，民族志写作都具有寓言性。^[15]为此，他还特别揭示了一种“民族志田园诗”的回溯性结构。克拉帕扎诺将民族志工作者比拟为赫尔墨斯，通过具体分析三个民族志文本：《北美印第安人的举止、习惯和传统》《意大利游记》《深度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他揭示了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玛丽·露易丝·普拉特剖析了民族志写作中的一些修辞法及其由来的话语传统。通过个案解读，她集中探讨了民族志写作中个人叙述与非个人叙述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这种话语建构的历史。雷纳托·罗萨尔多通过细致解读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与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探讨民族志修辞问题。在《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一文中，迈克尔·M.费希尔通过分析大量的族群自传，总结出族群自传的一系列技法：双焦或视角互换、多重现实并置、互文和交互参照以及通过家族相似作比较。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内部存在着多种声音。不可否认，《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存在着偏重文本分析和文学分析的倾向。这一倾向招致一些学者的批评，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Spencer）认为，这种倾向有陷入空洞的批评或元批评的危险。当然，赞赏者不乏有之，如布瑞尔·尼卡拉斯（Brill Nicholas）认为，《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中的认识论争辩有助于电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