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学者的工作是什么？—他写。”^[1]克利福德·格尔兹一语道破人类学家与民族志写作的紧密关系。不可否认，不少现代人类学家与文学存在着不解之缘：马林诺夫斯基喜爱阅读康拉德与詹姆斯·弗雷泽的作品；玛格丽特·米德、爱德华·萨丕皮和露丝·本尼迪克特视自己集人类学家与作家身份于一身；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吸引了马塞尔·格里奥勒（Marcel Griaulle）、安德烈·夏弗纳（Andre Schaeffner）、莱里、保罗·李威特等民族志作家的参与。^[2]不过，这更多地被视为人类学家业余的文学爱好而已，人类学者的立身标志主要是“民族志”。《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之所以体现了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正因为圣菲研讨会的任务是“通过展示解读和写作民族志的不同方法而引入一种对民族志实践的文学意识”。^[3]

不过，在解释人类学之前，人类学界通行的还是科学范式的民族志，学界尚未对民族志的文学性问题作出充分反思。科学范式的民族志的奠基者是马林诺夫斯基，他曾在新几内亚特别是特罗布里恩群岛做过长时间田野调查，其《西太平洋的航行者》一书是科学范式民族志的经典之作。与19世纪“坐在摇篮椅上”的老式学者不同，在异文化地区通过长期田野调查获得第一手资料并撰写民族志，成为新一代人类学家的必修课。

但20世纪60年代之后，科学范式的民族志及其田野工作方法受到严重质疑。第一种质疑指向田野工作，早期有关田野工作的批评试图揭示田野工作的各种尝试与各种缺陷，总体而言不是作为方法论批评而存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1955）与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1967）的出版，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称当地人为“黑鬼”，并多处显露出对当地人的鄙夷与痛恨。他的日记引发了一些围绕其本人道德性格的讨论，同时引发了如何获得地方性知识的认识论反思。^[4]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田野反思作品以更坦诚的态度反省田野工作中的知识获取过程，代表作为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1977）等。拉比诺是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学生，他所从事的田野作业属于格尔兹摩洛哥田野项目的一部分。拉比诺的任务是负责调查塞夫鲁周遭部落地区，之后他撰写了民族志《象征支配：摩洛哥的文化形态与历史变迁》（1973）。《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记录了拉比诺从事田野调查的经历，讲述了他与不同资讯人（莫里斯·理查德、易卜拉欣、阿里、马里克等）的交往故事。

第二种质疑关涉民族志与政治的纠葛，它一方面质疑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另一方面批评人类学在处理历史情境与政治经济问题时的迟钝与无能，代表作为戴尔·希姆斯（Dell Hymes）编的《重构人类学》（1969）、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编的《人类学与殖民遭遇》（1973）、埃里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1982）等。《人类学与殖民遭遇》分为通论与案例两部分，案例包括东尼日利亚、斐济、北罗德西亚、坦桑尼亚等地区。阿萨德在“导论”中指出，有不少非欧洲人到西方学习，接受其价值观与假设，却没有一个欧洲人类学家被争取到其所研究的文化一边，原因在于世界权力的辩证法：人类学家固然有功于保存当地文化遗产，但也间接支撑了殖民体制。^[5]

于是，民族志“科学”的面纱被揭开了，人类学知识的客观地位受到威胁。新的民族志如何阐释文化？解释人类学应运而生，提供了一种新的民族志观念。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尔（Paul Ricoeur）在《文本的模式：作为文本的富有意义的行为》（1971）一文中提出，行为本身—作为富有意义的行为—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6]解释人类学视文化为文本，既重视当地人的意义阐释，又重视反思人类学家依据访谈对象的解释所进行的意义建构过程。克利福德·格尔兹在《深描说：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1973）一文中明确提出，人类学写作本身就是阐释，本身就是“虚构”（fictions）。格尔兹特别说明，虚构的产物，是说它们是“某种制造出来的东西”，是“某种被捏成形的东西”，而不是说他们是假的、非真实的，或者仅仅是“想象”的思想实验。^[7]按照格尔兹的看法，人类学解释本身就是建构对所发生之事的一种理解。因此，民族志描述具有四个特点：（1）它具有阐释性； （2）其阐释对象为社会性话语流；（3）这种阐释包括努力从逝去的场合中抢救对这种话语流的“言说”，用可供阅读的形式加以固定； （4）它是微观的描述。^[8]根据这四点，《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即可视为解释人类学的一个民族志范例。

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1988）一书的前四章出自其1983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该书选取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斯—普里查德、露丝·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家为对象，探讨民族志中“作者—功能”在文本中如何显现以及作者创作的作品究竟为何等重要问题。以《忧郁的热带》为例，格尔兹视其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多重文本：它是一本游记、民族志、哲学文本、改良主义宣传册、有些刻意的象征主义文学文本，所有的文本类型交织产生出一个“探索故事”。^[9]

在更为宏大的意义上，民族志范式转移与整个人文学科的思想变革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众多思潮汹涌澎湃，冲击着语言客观表述现实的旧有观念，从而引发所谓的“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探讨19世纪欧洲史学的历史想象，挖掘出潜藏于19世纪欧洲史学的文学模式：传奇、悲剧、喜剧及反讽。随着结构主义影响力的逐渐消退，后结构主义大行其道，雅克·德里达、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让·鲍德里亚、理查·罗蒂等思想家的影响力超出哲学界，辐射至文学理论界、人类学界及其他学术领域。后殖民主义理论促使人类学家深刻反思异文化表述，如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揭示西方对东方的建构，又如约翰·费边在《时间与他者》一书中揭示人类学如何利用进化论时间模式建构其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