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人类学内部批评与后殖民主义等人文思潮的夹击下，科学范式的民族志出现危机。20世纪7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探讨作为文本的民族志的诗学问题，并加入实验民族志写作队伍。《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对民族志修辞性的关注，这体现了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当代民族志更具有反思意识和突出主体性，呈现出民族志诗歌、民族志小说、民族志戏剧等多种样态。以《女性写文化》为代表，当代人类学界全面反思性别本质主义，并建构女性主义民族志的经典谱系。数字视频、社交网站、博客等新技术则为“写文化”提供了新的民族志形式。

1984年，美国人类学学者詹姆斯·克利福德与乔治·E.马库斯（George E.Marcus）在新墨西哥州州府圣菲（Santa Fe）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民族志文本打造的高级研讨会。1986年，圣菲研讨会的会议论文结集成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这本书在人类学界掀起了一场大论争，并享有“人类学思想的分水岭”之誉。《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甫一出版，美国学者鲍勃·希尔特（Bob Scholte）便敏锐地指出，《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体现了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它将成为经典之作。历史验证了鲍勃·希尔特的预言，《写文化之后》（1995）、《女性写文化》（1997）、《超越写文化》（2010）之类学术著作的出现证明，《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已成为人类学界一部不可绕开的经典；而且，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也在不断深化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