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跨学科引领创新：伯克与格尔兹的共同经验

从伯克到格尔兹的共同经验是：跨学科研究引领学术创新之路。伯克从文学批评和修辞学出发，走向社会行为的动机和意义问题；格尔兹从人类学的民族志出发，走向隐喻修辞和文化文本。两者殊途同归的学术经历，预示出一个前瞻性的教育大方向：走出现代教育的学科本位主义窠臼，培养人文通才式的创新型学者。

从本章的讨论中可见，从文学文本的角度去阐释文化，是阐释人类学派的重要理论贡献。对文本的重视，特别体现在本章开篇介绍的格尔兹后期的作品《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中。其实早在《文化的解释》第一章“深描”中格尔兹就引用了一个自己记录的民族志片段：一个犹太商人、一个柏柏人酋长与一个法国士兵的冲突事件。对这个事件起因、过程和结局进行了所谓“深描”之后（对这个故事的解释和阐释是以一种背景知识呈现的，并融入故事之中），格尔兹认为，这个故事是极有文学文本性质的，从某个特殊的角度看，和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没有区别：一个是记录，一个是虚构，但本质都是“造物”的。人类学家不但是文学批评家，进一步地，其撰写的民族志本身也是文学作品。因此，人类学家是作家兼批评家。在20世纪的人类学学科史上也有过“人类学诗学”一派，“以人类学家的文学创作为基础和前提，其根本宗旨是用诗学和美学的方法去改造文化人类学的既定范式，使之更加适合处理主体性感觉、想象、体验等的文化蕴含”。^[30]格尔兹更进一步，希望消除横亘在学科间的专业鸿沟，让作家、文学批评家与人类学家的身份得到某种重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的学术讨论如火如荼，将“写”与“文化”直接对应，即在后现代视野下，将阐释人类学与后殖民写作的文化政治对接起来。

如果说在格尔兹的眼中，人类学家是作者和阐释者，那么到了《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人类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干预者和入侵者，民族志更带有“反思”意味，从而经验的客观修辞让位于自传、反讽的自我写照。可以说，从作者身份到批评方式，从修辞手段到体裁选择（传记式），民族志的写作与研究都受到文学专业方面的强力渗透。

这种渗透也是双向的，在文学领域发生的人类学转向，也是更加引人注目的新趋势。首先，从文学创作上来看，出现了民族志小说，这些小说关注“地方”和“族群”，具有民族志般的文化记忆功能，格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正在成为人类学和文艺创作共同探索的新知识领域。其次，人类学开阔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大了文学知识的范围。更多的他者，正在“从沉默的大多数”变成文学史或文学人类学关照下的新热点。“美国特拉华大学教授恩尼格就认为，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不是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足的实体而从内部去研究，而是把文学当作社会的实体，从外部背景的关联中去研究。文学的概念应该扩大，使之能包含各种书写文本，还有语言的文本。”^[31]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文学研究得以关注到口传文学的领域，“民族志诗学”应运而生。再次，格尔兹将文化看作文本，反过来看，文学文本也是文化文本。正如安吉里斯（Rose De Angelis）所说：“文学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产物。”^[32]对书写文学的研究更注重挖掘其文化语境，比如文学与仪式的关系，文学与治疗、禳灾的关系，^[33]多方面立体揭示文学产生的文化土壤，从而可以对文学的功用和价值作出新的语境还原式的认识。

总之，文学和人类学的双向互动方兴未艾，这种互动给双方面的学者带来跨学科研究的更多契机。从知识全球化和再本土化的大趋势看，文化文本和文化阐释，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同仁们所关注的问题。^[34]近二十年来，从理论上关注文化文本及阐释，到如今针对中国文化和华夏文明的实际情况，倡导融合多学科知识的新方法论—四重证据法，并努力建构本土化的新理论—文化文本的多级编码程序论，^[35]我们正在努力尝试构建一个中国版的文化文本新理论体系。

在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和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学术史的梳理不应该忽略文学批评家对人类学家的影响这一方面。肯尼思·伯克的名字对国内学界而言还是十分陌生的。他第一次进入汉语学界的“出场仪式”甚至是以妖魔化的方式展开的，他起初被当成资产阶级学术的反面教员形象，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译介到中国来。其被翻译为中文的第一篇著述是《心理与形式》。^[36]如今看来，重审人类学的文学转向过程，需要对伯克的理论贡献刮目相看，对其代表著开启新的译介工作，就成为推进学术史研究的一项补缺性的基础任务。

【注释】

[1]［美］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23页。（Clifford Geertz的著作译介入中国时，不同译者对其姓名的汉译有小异，或格尔茨，或格尔兹，或吉尔兹，本书统一用格尔兹。）

[2]同上书，第17—18页。

[3]［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4]同上书，第10—11页。

[5]［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5页。

[6]［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0—415页。

[7]Jeffrey C.Alexander,ed.,Interpreting Clifford Geertz:Cultural Investig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1,p.2.

[8]［美］克利福德·格尔兹：《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甘会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

[9]Fred Inglis,Clifford Geertz: Culture,Custom and Ethics,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0,pp.45—46.

[10]［美］克利福德·格尔兹：《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甘会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11]［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克利福德·格尔兹：《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甘会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12]［美］克利福德·格尔兹：《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甘会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页。

[13]Fred Inglis,Clifford Geertz,Culture,Custom and Ethics,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0,pp.50—52.

[14]［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15]［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3页。

[16]Merle E.Brown,Kenneth Burke,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9,p.40.

[17]胡燕春：《“英美新批评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

[18]［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7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35页。

[19]［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12页。

[20]邓智勇：《修辞理论与修辞哲学：关于修辞学泰斗肯尼思·伯克研究》，学林出版社，2011年，第9页。

[21]Kenneth Burke,A Grammar of Motiv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p.227—274.

[22]Ross Wolin,The Rhetorical Imagination of Kenneth Burke,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01,p.152.

[23]［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96页。

[24]邓智勇：《修辞理论与修辞哲学：关于修辞学泰斗肯尼思·伯克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11年，第98—100页。

[25]［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追寻事实》，林经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0页。

[26]邓智勇：《修辞理论与修辞哲学：关于修辞学泰斗肯尼思·伯克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

[27]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3,p.448.

[28]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3,p.450.

[29]Ibid.,p.452.

[30]徐杰舜问，叶舒宪答：《人类学与文学的互动——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3卷第5期。

[31]徐杰舜问，叶舒宪答：《人类学与文学的互动——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3卷第5期。

[32]Rose De Angelis,ed.,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Literature,New York: Routledge,2002,p.2.

[33]参看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34]参看叶舒宪：《文化与文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

[35]参看叶舒宪、柳倩月、章米力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36]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现代美英资产阶级理论文选》，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40—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