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过程是如何展开的？伯克特别考察了几种修辞格，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隐喻，他认为隐喻实质上就是一种特定视角。因为当你运用一个隐喻时，就是在用另外一个喻体的术语去理解本体。换言之，“就是用一种其他事物看待某个事物的方法”。^[26]在格尔兹看来，将塞夫鲁描绘成道德风俗场景就是一个隐喻的例子，用斗鸡习俗代表巴厘岛社会同样是一种隐喻。格尔兹认为斗鸡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戏剧化过程，这就是将巴厘岛斗鸡设置为一个社会关系的隐喻，并从社会关系动态和挑战上去解释斗鸡活动的文化隐义。

格尔兹是如何在理论上看待这种隐喻作用的？答案很简单，即将文化视为文本，将文化分析变成文本分析。斗鸡场中的杀戮和人们焦躁不安的情绪都可以看作文本性的，这是因为它不是准确描绘一个客观现象，而是描绘事物在人们想象中是什么样的—它实际上指涉的是社会关系的冲突和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受到挑战时的那种焦灼。也就是说，人们为之疯狂的事物存在着一个有所指涉的想象空间。就像《西游记》中的妖魔可以指涉人间的困障，文学文本可以激起人们对指涉空间的思考，文化文本也一样。只不过文化文本不是用书写的或口传的，而是活生生上演的戏剧化现实。人类学家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要像文学批评那样去努力发现文本的指涉空间，去阐释其背后的意义。

如果说阐释人类学比伯克的修辞学有什么更大的学术创意，那就是从隐喻出发，引申出有关文化文本的理念。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第15章末尾，再次展开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类比。他写道：“以这种方式表述事物使人必须用类似隐喻的方式重新关注其自身，这种方法将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s）的分析……转换成一种一般性的透视文学文本的方法。”^[27]接下来陈述的是巴厘岛斗鸡与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的社会效果之对比。格尔兹引用弗莱（Northrop Frye）《受过教育的想象》一书中的话说：

诗人的职责不是告诉你发生过什么，而是什么在发生：不是什么已经发生了，而是总在发生的那类事情。他告诉你典型的、重复出现的事件，或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普遍的事件。你不能通过《麦克白》去获知苏格兰的历史—你只能通过它去理解一个男人在得到王位却失去灵魂之后的感觉是怎样的……^[28]

就此而言，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文化文本构成的有机部分。“一个族群的文化是由许多文本构成的整体，而这些文本也是一些整体。人类学家努力从此类文本所归属的那些人的肩头上去阅读这些文本。”^[29]基于如此的认识，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可以得到一种里程碑式的宣告。一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家的工作性质，正在这种宣告声中发生着全面的改变。格尔兹在讲到文化文本的分析时不厌其烦地提到或引用文学批评家的观点，包括新批评派的伯克、燕卜逊、布鲁克斯和原型批评的奠基人弗莱，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文学批评理论与人类学之间，虽然好像有学院派的专业鸿沟阻隔着，但是这一鸿沟却没有挡住志在打通文史哲的人类学家格尔兹。阐释人类学派之所以能够产生超越学科和专业范围的广泛影响力，破除学科本位主义的融会贯通，应该是当代最重要的人文学经验之一。

肯尼思·伯克本身也是一位小说家和诗人，这样一位带有文人色彩的修辞学家在涉入社会科学领域之时，必然带有他的文学视角。应该说，他在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跨界尝试，实际上非常有效地引导着后来者格尔兹。以上三个方面的梳理将有助于理解阐释人类学创始人格尔兹是如何“青出于蓝”的。在格尔兹的著作风靡国际学界之际，不应该忘记其学术前辈兼启蒙者肯尼思·伯克，及其筚路蓝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