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语法》的另一主题是“放置”的方法所体现的视角主义。在认识论上，伯克有“不协调而获视角”“训练出来的无能”等理论。“不协调而获视角”就是通过理性的安排，把本属于一个特定范畴的词语挪开，隐喻式地用于另一个不同的范畴里，从而获得新的理解。在认知论的依据是，“人们认识事物总是根据自己已有的图式以某种视角认知事物”并赋予一定意义（就像一张黑白图，盯住黑白两个区域看到的图形是不一样的）。^[24]所谓“训练出来的无能”就是一个人在经受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学习或训练之后，表达必须依靠“术语屏”（也就是不同的职业心理），那些术语把人们引入某个领域，进而以某一个视角理解事物。在以上两个理论的基础上，比德里达早二三十年，肯尼思·伯克就提出了富有解构意味的命题：赤裸的事实并不表示任何意义，只有陈述才有意义。在陈述中，人们选择问题并对它进行阐述，其实也就是从某一个视角去理解事物。这是一个真正的修辞过程，是构建意义的劝说过程。

在自传《追寻事实》中，格尔兹描述自己是如何作为一个外来者对印度尼西亚的派尔以及北非的塞夫鲁进行田野调查的。这些新兴国家或地区正在经历动荡或剧变。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们一方面是社会变迁的调查者、分析师、裁判和编年史家，一方面也是被改变的对象。这就是事实。因此数字、细节、逐字摘录对人类学家来说都是必要但并不充分的。所谓的问题—正确性、根据、客观性、真相存在于其他地方。而这些问题或者说宏达的理念意味着什么呢？是事物之间如何联系的经过加工的意象”。“我决定将派尔展现成政治斗争的场所，将塞夫鲁描绘成道德风俗场景。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不可避免地来自于我们谈论它的方式。”“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事实匮乏，而是意象的枯竭。”^[25]从格尔兹十分具体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的修辞哲学旨趣：第一，在社会科学领域，他否认了客观记录与真理的一致性。第二，他将真理建构在人类学家的意象建构中，也就是修辞中，即“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不可避免地来自于我们谈论它的方式”。第三，意象的建构也就意味着一种视角的建立，将塞夫鲁描绘成道德风俗场景就是通过道德风俗的视角去理解塞夫鲁社会。第四，格尔兹担心意象的缺失而不是事实的缺失，正是因为在任何层面上的陈述都是对事实的某一视角的描述，是修辞行为也是劝说过程，因此意象的匮乏就会导致修辞的失败。总之，肯尼思·伯克对事实建构的推想为格尔兹阐释的合理性提供了学理依据，其所蕴含着的早期解构思想也与格尔兹对结构主义的不满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