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1897—1993）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修辞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的文学批评著作有《反论》《永恒与变化》《对待历史的态度》《文学形式的哲学》等。20世纪40年代后，他开始投身于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考察，著有《动机语法》《动机修辞学》和未完成的《动机的象征》，后期的《作为象征行动的语言》又关注到文学批评的问题。伯克的文艺思想与英美新批评派很接近，比如在《永恒与变化》中，他从修辞学的角度出发，对新批评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如“讽喻”“提喻”“转喻”“隐喻”进行了重新厘定。不过在伯克看来，从文学内部去探讨这些概念是不够的，应该将其运用到对人类的普遍关系的研究之中。正如布朗（Merle E.Brown）所说：“对于伯克来说，形式和统一都是抽象的，他必须走出形式主义和诗学，去寻找与诗歌相关的个人或社会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他将诗歌的形式主义归纳为修辞的形式主义，从而认为新批评因为过于关注形式而显得狭隘。”^[16]可以说，肯尼思·伯克虽然从文学批评的概念出发，关注的却是文学外部的文化、社会关系问题。这在英美新批评内部并不是第一个，比如“燕卜逊在首部《含混的七种类型》中的第六、七种含混的类型借助了社会历史背景等揭示文学语言的内涵”。^[17]不过伯克似乎走得更远，他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象征行动”体系。在《反论》中，他就提出他想要探讨的是“笼统意义上的象征性动机和语言活动”。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中，作者同样秉持着“将技巧批评与社会批评合二为一的”纲领。在《作为象征行动的语言》中，伯克认为他的批评是“超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领域”的，因此韦勒克认为“他根本不是一位文学批评家，而是一位哲学家，他的论著……涵盖了人类的各项努力”。^[18]将这种思想登峰造极的是他对人类行为和关系的动机研究。《动机语法》是其代表作，书中他借用来自戏剧五要素的概念，将修辞行为按照戏剧五要素进行分析，从中寻找一种动机的语法进而理解人类的动机。因为伯克的修辞学实际上包括了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通过人与人的“同一”性质而使修辞得以达成，因而扩展了亚里士多德以“劝说”为目的、以演讲为主要形式的修辞观。作为新修辞学的代表，他将修辞作为象征行为的一个分支，将修辞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这对格尔兹关于文化的阐释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以下分三点作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