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格尔兹的学术生涯，这种转向与超越既有不自觉的时代熏陶，更有格尔兹对自身价值的追求。根据格尔兹《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给予他很大的启示。维特根斯斯坦的《哲学研究》以及其后的遗著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术追求。维特根斯坦认为：“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复合体，对世界的任何一种特定理解，都是以那些环境为先决条件的。”“光滑的冰面上没有摩擦，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办法行走。我们想走就要回到粗糙的地面上。”^[8]这几乎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宣言—用自己的双脚踏上粗糙的田野，放弃在黑格尔式的冰面上滑行。这引领了格尔兹的整个学术道路。究其原因，维特根斯坦是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其《逻辑哲学论》强调哲学必须面对语言问题。弗雷德·印吉里斯（Fred Inglis）认为维特根斯坦让格尔兹放弃了“浪漫主义的心理学”，即“理解他人的关键在于了解他对这个世界的想法和感受”，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理解是虚假的，“理解必须建立在语言基础上，如果不是，也是在象征行为上”。^[9]这些都启示着格尔兹对符号和象征形式的关注。

给予格尔兹思想启示的还有诸多前贤，正如他自己在《烛幽之光》中说：“一个人认为自己大无畏地走在全新的方向，一抬头就发现他从未听过的各色人等都在同一条路上前进。语言学转向，诠释学转向，认知学革命，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式的余震，库恩和古德曼的建构主义，本雅明，福柯，格夫曼，列维—斯特劳斯，苏珊·朗格，肯尼思·伯克在语法学、语义学、叙事理论……所有这些使对意义的关注成为所有学者具有的可接受的先入之见。”^[10]因而，格尔兹从韦伯那里借鉴的“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的观念让他成为“合乎潮流的人”。^[11]在格尔兹看来，文化正是这些网，文化是符号性的，是由意义和象征构成的象征体系，因而文化分析是可以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而非实证科学。“意义，这个我们曾经巴不得交给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去摆弄的难以捉摸、界定不清的虚假存在，现在又回到我们的学科的核心部分来。就连马克思也引用卡西尔，甚至实证主义者也引用肯尼思·伯克。”^[12]除了维特根斯坦，对格尔兹的转向有着重大启发作用的就是肯尼思·伯克。印吉里斯认为格尔兹从伯克的跨界研究和语言戏剧主义收获良多。^[13]而格尔兹在自己的论著中更是多次提到伯克对其思想的启发与引领。如在其《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前言的结尾这样写道：

最后，代替冒昧的献词，我仅想提及一个人的名字，他在书中没有被引用，与本书及我本人也没有直接关联，但他的作品却几乎无处不是本书的主导性灵感，他就是Kenneth Burke。^[14]

格尔兹认真地讨论人类学家如何写作问题的专著，为什么其理论灵感却是来自人类学以外的领域？他特别想表达由衷谢忱和敬意的这位美国学者肯尼思·伯克，一般被认为是文学批评家或修辞学家。他是怎样给格尔兹人类学研究带来重要影响，从而间接地驱动人类学这门学科转向的？这是在讨论阐释人类学派时不容忽视的学术源流问题。

其实，早在斯坦福大学系列讲座之前十多年，格尔兹就开始关注人类学家与文学家的相似性，关注民族志写作与作家创作的相关性。在1973年问世的《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曾7次引用或提及肯尼思·伯克。其中引用较多的是伯克1941年的著作《文学形式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iterary Form）。在该文集的第一篇《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末尾处，格尔兹是这样提到伯克的：

如果说本书收集的论文还具有什么重要性的话，它不在于所说，而在于所见：不仅人类学，而且整个社会研究，都对符号形式作用于人类生活的兴趣，有了巨大增加。意义，这个我们曾经巴不得交给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去摆弄的难以捉摸、界定不清的虚假存在，现在又回到我们学科的核心部分里来。就连马克思主义者也引用卡西尔；甚至实证主义者也引用肯尼思·伯克。^[15]

下文将具体梳理肯尼思·伯克与格尔兹的思想关系，说明阐释人类学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学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