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文学人类学是在20世纪后期的跨学科研究大潮中涌现出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孕育其生长的学术潮流可概括为两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转向：一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文学转向，又称人文转向；二是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又称文化转向。自文学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对后一个转向的探讨就成为研究者入门的“过关考验”，相关的探讨和争鸣一直不断。^[1]而对前一个转向，属于文化人类学学科史的范畴，目前国内关注者很少。即便是在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内部，对此方面的探讨也显得凤毛麟角。造成这种不平衡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从业者的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如国内的师资方面，文化人类学科班人员较少，属于小众的学科。而文学人类学的研究队伍，基本上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人士为主。语言文学专业的限制，使得他们较少考虑另外的一门新学科即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史情况。这是本书从开篇就致力于陈述人类学的文学转向的初衷。只有充分从两大专业方面理解了转向所具有的学术史意义，才能为文学人类学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找到立足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德语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兼神学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gberg）在其《人是什么—从神学看人类学》中开篇就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学时代。一门关于人的广泛的科学是当代思想追求的主要目标。一大批科学研究部门为此联合起来。”^[2]既然生活在一个人类学时代，那么人类学所要追求的问题“人是什么”，就同时成为所有人文学科的共同问题。作为人学的文学，当然不会例外。“但事实上，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今天再也不能从世界出发得到回答，而是回到人自身。因此，关于人的科学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重要性。”^[3]面对诸如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之类的新兴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人类学这一门学科获得了超越其他学科的重要性。这门只有在20世纪才获得长足发展的新学科，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最能引领其他学科发展方向的。

和上述这些与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人文学科相比，文学人类学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持续发展的学术潮流，似乎仅仅在中国大陆获得一定的学科合法性身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文学人类学似乎不如历史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那样兴旺发达，只是散见于个别的、零星的研究著述之中，没有相应的学术机构或学术组织，也没有在高等教育的专业科目中有所体现。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人类学不仅在我国高校的研究生招生方向上得到官方认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重点教材中，《文学人类学教程》这种属于新潮和小众的专业教科书也赫然在列。2012年教育部还举办了“全国高校文学人类学骨干教师讲习班”（永川：重庆文理学院），一门跨学科的新知识通过师资培训的方式，开始向全国的相关专业进行推广。基于这种“风景这边独好”的新学科状态，开创并逐步完善新学科理论的任务也就责无旁贷地落在这一批走出单一学科界限的尝试者和先行者肩上。“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能够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次从对策研究转向基础理论研究之际获准立项，突出显示出中国学者在尝试自己建构本土化的新理论形态。

为什么传统的文学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明显走向文化研究呢？马克·史密斯认为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文化”能够溢出本学科，成为再造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工具，主要在于当代人对文化的思考确实提供了以往的学科视野所没有的东西—“一个打破学科思维模式、熔铸一个后学科取向的新机会”。^[4]早在2003年问世的《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一书中，笔者就试图对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打破学科的文化研究，作出学理性阐释，从知识全球化这个背景上说明文化研究是适应知识重新整合的时代需求的必然现象。这对于解决长期困扰学界的争议，以及回应各种“文学危机论”和“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回应。^[5]随后几年，在编撰第一部文学人类学专业研究生教材的过程中，又对20世纪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问题，作出学术系谱学的描述，撰写成近五万字的专章。^[6]遗憾的是，对人类学学科的文学转向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有鉴于此，本书的主要目标是，从学术史的脉络上梳理清楚两大学术转向及其相互关联，重点论述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及其方法论意义，尤其注重将文化视为一种符号文本的阐释人类学范式，能给文学与文化的关联问题带来怎样的启示。通过回顾中国文学人类学产生的条件和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拓展情况，总结其理论建构的方向和基本内容—围绕文化文本、大小传统再划分、文化的符号编码程序、神话历史、四重证据法等学术关键命题，展开论述和讨论。在继往开来的意义上，对文学人类学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前景作出某种规划预期和展望。

就文学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意向而言，中国的人文学界在西学东渐以来的知识背景下，其理论建树方面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般而言，介绍和接受西方理论居多，本土一方的原创性理论建构却显得寥寥。除了教科书类型的高头讲章式“准理论”以外，确实拿不出什么像模像样的成理论体系的东西。这种局面极大挫伤着从业者的理论雄心。既然理论思维不是我们的强项，又何必以己之短去竞争他人之长呢？而没有先进理论的聚焦和引领作用，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又怎么能跟上这个时代的变迁，拿出有厚重底蕴和学术分量的研究成果呢？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阿吉兹·阿罕默德认为：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一项几乎涵盖所有英语国家文学研究领域的显著发展成果，便是理论生产的高度繁荣。“理论的爆炸作为一种对话和重构，其主要方面已经成为一种融入了欧陆思想成果的杂糅：本雅明、法兰克福学派、语言学、阐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沃罗西洛夫/巴赫金学派、葛兰西、弗洛伊德，以及拉康式的弗洛伊德，等等。”^[7]当代的理论生产所围绕的新关键词已经今非昔比，不再是什么审美、文学性、修辞术、风格、趣味，而是“反经典”“文化民族主义”“文化认同”“少数族裔话语”“多元文化主义”“跨文化认知”“离散”等一系列来自文化人类学的术语。在这种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现实语境中，没有相关的人类学的基础知识，是无法理解和应对当代的理论生产新浪潮的。用乔纳森·卡勒的说法，我们必须面对1960年以来发生的事实：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已经开始研究文学研究领域以外的著作，因为那些著作在语言、思想、历史或文化各方面所作的分析都为文本和文化问题提供了更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各种著作……“理论”的种类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8]

卡勒还认为：“成为‘理论’的著作为别人在解释意义、本质、文化、精神的作用、公众经验与个人经验的关系，以及大的历史力量与个人经验的关系时提供借鉴。”^[9]本书也希望在这一意义上陈述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即能够实际地为他人的研究提供解释问题的借鉴，而不希望做成一套高头讲章式的空疏无用的“准理论”。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关注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文化文本的符号编码论—大传统的非文字符号解读，和小传统的文字文本解读的相关性、因果关系、神话历史等。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化符号的历史分析视角，厘清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母子关系，同时厘清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母子关系。二是关于方法论的，即四重证据法。在这方面，本重大项目的一个子课题就是《四重证据法研究》，所以本书在理论分工的意义上，侧重承接已经先行出版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一书的理论研究思路，集中关注前一方面的梳理和建构。至于与“神话历史”主题相关的著述，则收录在南方日报出版社的“神话历史丛书”中。

以下试用一个结构图来表示本书的内容与文学人类学理论及方法的总体关联：

叶舒宪

【注释】

[1]参看［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第三章“文学与文化研究”、第八章“属性、认同和主体”，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57、113—125页；［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超越文化转向》，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关于文化转向在亚洲研究中的表现，可参看余英时的文章：“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A Keynote Address to the 12th Conference,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1,pp.10—30。

[2]［德］潘能伯格：《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李秋零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页。

[3]同上书，第2—3页。

[4]［英］马克·史密斯：《文化—再造社会科学》，张美川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5]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6]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第二章“20世纪文学学科的人类学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9—83页。

[7]［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易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8]［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9]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