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文化继续发展，领域扩大，尤其在宗教、文书档案方面；葡萄文化在向河北和东南推进的同时，葡萄、葡萄酒也作为诗赋创作的题材传扬。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与葡萄相关的语言的丰富度增加。在中原内地，随着葡萄种植分布的扩大，与葡萄相关的语言也在增加。据《初学记》《晋宫阁名》所记，“邺有蒲萄园”“《晋宫阁名》有灵芝园、蒲萄园，此皆因草木树果以立名也”。可见，曹魏时与葡萄相关的语言已经传向河北。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记，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西域的（今吐鲁番地区）葡萄名称的写法多样，如，“蒲陶”“蒲桃”“浮桃”“蒱桃”“桃”等，而“桃”是“蒲桃”的简写，是这一地区葡萄的特称。

其次，葡萄和葡萄酒作为文学家诗赋创作的题材明显增加。魏晋时，有关葡萄、葡萄酒的诗赋在都城洛阳风行。三国时魏文帝在《与吴监书》中对葡萄酒大加赞美道：“又酿以为酒，甘于麴糵，善醉而易醒。”钟会作《蒲桃赋并序》，其序云：“余植葡萄于堂前，嘉而赋之。”西晋左思《魏都赋》写洛阳葡萄生长繁茂，《蜀都赋》言蜀都葡萄“结阴乱溃”。葡萄、葡萄酒作为诗赋创作的题材，到东晋十六国时开始传向西北、西域，南北朝时传入南朝都会建康。西北敦煌出现《葡萄酒赋》。《前凉录》载：“张洪茂，敦煌人也，作《葡萄酒赋》，文致甚美。”

魏文帝曹丕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葡萄酒。他不仅自己喜欢葡萄酒，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进诏书，告之于群臣。魏文帝在《诏群医》中写道：“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作为帝王，在给群医的诏书中，不仅谈吃饭穿衣，更大谈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并说只要提起葡萄酒这个名，就足以让人垂涎了，更不用说亲自喝上一口，这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三国志·魏书·魏文帝记》是这样评价魏文帝的：“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有了魏文帝的提倡和身体力行，葡萄酒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得在后来的晋朝及南北朝时期，葡萄酒成为王公大臣、社会名流筵席上常饮的美酒，葡萄酒文化日渐兴起。

前秦苻坚部将吕光征服龟兹国时，有感于其宫室壮丽，“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

陆机在《饮酒乐》中写道：“蒲萄四时劳醇，琉璃千钟旧宾。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春风秋月桓好，欢醉日月言新。”

众所周知，陆机（261—303）是三国时东吴名臣陆逊的孙子，是魏晋时期的名士。吴亡后，他于晋太康末应诏入洛阳，曾任太子洗马、中书郎等职。《饮酒乐》中的“蒲萄”是指葡萄酒，这首诗对当时王宫贵族的生活有着细致的描写。其意是：葡萄酒一年四季都飘送醇芳，宴会上举着琉璃杯送往迎来的宾客都是多年的旧交。夜间饮宴歌舞燃掉了大量的蜡烛，清晨刚刚醒来急促的弦声便催促着宴会的开始。一年四季日日景色不同却各有各的美，朝夕欢娱醒醉话题亦时时新鲜。其中，他的这首作品涉及葡萄酒的描写的部分，结合文章的“蒲萄”“琉璃”以及全文的意思，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葡萄酒在当时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东西，而且成为贵族们宴请宾客的一种常见饮品，绝非汉灵帝时孟佗用来贿官时的价格，否则谁也不可能一年四季都喝它。因此，葡萄酒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定位应该是高级饮品，是王公贵族的流行饮品。当时葡萄酒文化的传播主要依托社会贵族，可以推测，葡萄酒在当时社会并不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饮品，传播普及面并不广。

在魏晋以后一百多年的南北朝时期，也有不少文人写了有关葡萄酒的诗词歌赋。瘐信就在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中写道：

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

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

瘐信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如去饮一杯葡萄酒换来千日醉，或者为了长生去学炼丹的神仙。若能取得金丹服食几次，定能像千年矗立的华表永享天年。诗中将饮用葡萄酒与服用长生不老的金丹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已认识到葡萄酒是一种健康饮料。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种植张骞引进的欧亚种葡萄的同时，也人工种植我国原产的葡萄，这可从当时的诗文中反映出来。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在《种葛篇》中有这样的诗句：“种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