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2003年秋，同学们从世界各国、全国各地，又一次汇集复旦园，参加时隔20年后召开的班会。会上洋溢着对老师的感恩之情，许多同学不约而同地把更多的感谢给了两位老师，感激他们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的谆谆教导。张广智老师便是其中一位。张老师早就是教授、博导，然而许多事业或学业有成的同学在表达感谢时，无一用那些“距离遥远”的职称头衔，而是用着平平淡淡、实质饱含浓浓深情的“张老师”的称呼。学生们对老师的感恩和真诚赞誉不带有丝毫的功利性，然而却是发自20年后的心底深处，这才是无价的、至高的。我很幸运，至今仍能得到张老师的教诲，这本书便是张老师鼓励和鞭策的结果。行文至此，我真不知如何表达“谢”字。

本书反映了一名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印度的历史与文化的认识。这具有个性的撰述也受到教育部与复旦大学的重视。事实上，本书的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七等章是教育部重点课题《“现代性”的历史研究——近代西欧、东亚与南亚地区“现代性”形成》的一部分，而第一、二、三、八等章是复旦大学重点研究项目《宗教、科学与社会：比较史学的视野》的一部分。当然，我也十分感谢上述集体研究项目的同事们，他们予我慷慨允诺，致使这些成果能在本书率先发表。

“与丛书的体例一致，写一部具有现时代新意的《印度通史》”，张广勇编委对本书的写作仅提出一点要求，然而对我的请求，则尽量予以满足。这不设框框且尽可能予以帮助的资深编委，往往站在读者的立场，要求是最高的，实在也是令人惶惶的。能达标其要求者几无可能。因此，本著的诸多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及编委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