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核能政策的制订和发展，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国际形势的演变，与历任印度领导层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1947年印度独立时，各国民众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走出，厌战浓烈，渴望和平，对用于战争的核武器非常反感。取得自主和自由的印度也十分希望天下和平，以便全力以赴解决国内民主和民生问题。其次，印度是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之一，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宣言》就提出了“禁止核战争”。还有，美苏两强的核竞赛以后愈演愈烈，一时使世界处于是否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是核战争的恐怖中。因此，尼赫鲁在整个统治时期基本上贯彻了和平利用核能的政策，换言之，既反对用于战争或战争威胁的核武器，又科学利用核能为民造福，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从历史上看，1945年塔塔公司在新德里设立了“塔塔基础材料研究所”，开始对核物理进行研究。1948年4月4日尼赫鲁在制宪会议上提出了为和平利用目的发展核能的设想。当年印度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负责制订相关政策和确定研究项目。1954年又成立了原子能部，推进核能开发和利用，由尼赫鲁兼任部长。50、60年代，尼赫鲁在各种国际场合多次表示了印度主张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立场。1957年1月尼赫鲁在主持阿普萨拉核反应堆建成仪式时，表示印度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把原子能用于罪恶目的。当然在另一方面，后期的尼赫鲁企图称雄南亚，控制印度洋，进而争当世界一等强国，他对于拥有核武器与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声望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对于原子能委员会主席霍米·巴巴的核能计划，予以了肯定的支持。

夏斯特里政府的核能政策有了重大转变。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一次重大冲击。印度议会在辩论时，强硬派指出“印度拒绝接受与中国不对称的地位”，因此“原子弹对付原子弹”的观点占了上风。1965年夏斯特里批准了原子能部门制订的地下核试验计划，这是印度核武器付诸具体实施的开端。但在舆论上夏斯特里仍给核试验冠以“发展和平的核爆炸”。此时霍米·巴巴正秘密向美国寻求核技术援助，只是美国决定奉行核不扩散政策，印度未能如愿。

英迪拉·甘地执政后在行动上终结了不发展核武器的政策。1968年英·甘地以《核不扩散条约》带有歧视性为由，拒绝签署该条约，为印度保留了核武器选择权。1971年印巴战争，美国谴责印度为侵略者，并将载有核武器的航空母舰的编合舰队开往孟加拉湾，这又一次刺激了印度。国内的辩论更倾向于政府公开宣布“和平核爆炸”。1972年英·甘地政府公开授权建立一个统筹核试验的机构。1974年5月18日印度在波卡兰进行了名为“佛陀微笑”的第一次核装置爆炸，展示了生产核武器的能力。英·甘地第二次执政后，主张发展核武器的舆论已成为主流，印度实行了“尊重实力”的现实主义政策。军界认为“弱小不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当今世界是实力说话”。政界认为印度的核战略环境是中国、苏联核大国压境，海上游弋着美国的核力量，巴基斯坦正在获得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因此印度发展核武器是无庸再争论了。他们认为美国迫不及待与中国建交，那是因为中国拥有核武器和八亿人口，中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统筹全局的英·甘地，尽管发展核武器的政策没有改变，但出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考虑，谨慎地放慢了核试验的脚步。例如她曾授权进行另一次核试验，但在24小时内又下令取消了。

拉吉夫·甘地政府时期，印度政界、军界的强硬派提出建立和部署核能储存库的要求。拉·甘地出于对美苏的外交考虑，出于国内经济状况和改革的考虑，未答应强硬派的建议，但在提高和改善裂变武器研究方面，在核武器的设计和弹道导弹的发展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所以拉·甘地对核武器一直实行不装配、不实验和不部署的政策。拉奥政府上台，以拯救国内濒临崩溃的经济为己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无论从精力和经济力对于核试验的支持都暂时有力不从心之感。从外部国际形势来看，冷战刚结束，两个超级核大国的对抗趋缓，中国全神贯注于国内的改革开放，世界形势的走向是和平与发展，因此拉奥政府限制了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削减了费用开支。这一政策遭到了叫嚣建立核大国的在野的印度人民党的猛烈抨击，他们认为政府还徘徊在保留核选择的十字路口，这是一种彻底的失败。然而在拉奥政府后期，这一政策有了松动。当1995年5月，《核不扩散条约》获得永久性延长时，拉奥政府对这“歧视性”的国际条约公开表示反对。此时印度经济已经好转并有了长足的发展。拉奥政府曾打算进行两次核试验，但经通盘考虑后，最终还是取消了决定。

1998年大选，印度人民党将核试验作为竞选宣传的一部分，正式执政后，印度明确地实施了核选择权。政府高层声称：“核弹将赋予我们威望、国际话语权和地位”，“核武器能使我们昂起头，理直气壮地说话”。同年5月11日，印度进行了三次地下核试验，分别是1.5万吨当量的裂变装置、当量4.5万吨的热核装置和一个当量200吨的小型装置，5月13日又试验了两次分别为300吨和500吨当量的核装置。这集中而多种类的核试验被取名为“实力”，既展示了印度设计和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又表明了进军核大国的志向。

印度人民党的核政策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印度在连续的核试验后，制订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加快了核能化国家的进程。1999年8月17日，印度出台了“最低限度有效核威慑”的战略草案。就其内容来看，第一，制订了核武器原则，表示印度是负责任的有核国家，声称不首先使用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在遭受核打击时则进行有效的惩罚性报复。第二，建立控制核力量的指挥机构，由国家军事战略司令部、情报机构、通讯中心、核武器的研发和生产指挥中心等部门组成，确保核武器的配备、使用和储存的统一和有序。第三，“最低限度的有效核威慑”包括拥有适当数量的核弹头、2 500公里以上射程的导弹以及“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布局，即计划建立以陆上基地弹道导弹为主、空中飞机和海上核潜艇为辅的核力量体系。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印度现今核弹头总数已达70—90枚，并且制造潜力十分惊人。

由于核武器化的耗资巨大，印度政府的军费开支迅速增长。1998—1999年度的国防预算为100亿美元，1999—2000年度增加到124亿美元，下一年度又上升至159亿美元。而且原子能部用于发展核武器的费用以及发展弹道导弹的费用，分别都有另外调拨的专款，如1998年，用于航天及导弹的专项拨款为160亿卢比，用于核能的拨款为137亿卢比。2000年5月，印度政府决定以巴巴原子能研究中心为主，实施为期30年、耗资160亿美元的核力量发展计划。

为核弹配备运载工具，印度加速了导弹的发展。1983年国防研究和开发局提交了综合制导导弹的开发计划，其中主要包括中程、远程弹道导弹和近程、中程防空导弹及反坦克导弹等一揽子开发和发展规划。1988年印度首次发射“大地-1”型导弹，而1999年发射的“烈火-2”导弹，其射程已达2 500公里，可以打击巴基斯坦境内任何目标。现今印度正积极研制射程超过5 000公里的“太阳神”洲际导弹，以及“萨加里卡”海下潜射导弹。

1998年，印度政府关于核试验的公开借口是“中国威胁”论。时任国防部长的平等党主席费尔南德斯在核试验前大肆宣扬“中国是潜在的头号威胁”，“中国潜在的威胁远甚于巴基斯坦”，甚至说“中国在与印度交界的一些地方储备了核武器”。他还说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的导弹技术可打击印度的大部分领土等。中国对这类言论予以了严厉驳斥和批评，对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对印度核试验本身在宣传上基本以冷处理待之。

美国以坚持核不扩散原则为理由，立即对印度的核试验作出了反应，并予以制裁。美国冻结了1998年对印度的开发援助款、农产品援助和以前援助未用完的款项。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组织也冻结了援助印度的部分贷款。为缓解紧张关系，印度采取主动姿态争取得到谅解，如一再强调印度核武器原则，再三标榜自己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亚洲的平衡力量”，声称“印美是天然盟友”，等等。毕竟印度是美国商品和投资的巨大市场，并且美国政界和国会中有一股强大的反华力量，欲利用印度牵制中国，1999年10月27日，克林顿总统宣布取消对印的部分制裁。

德、日两国是响应美国对印度制裁较为积极的国家。例如日本停止了所有政府的援印项目，印日关系一度降温。俄罗斯叶利钦总统仅对印度核试验表示了一下失望，但仍按原计划访印，俄外长普里马科夫明确反对经济制裁印度。俄杜马主席则公开赞扬印度核试验并祝贺印度成为核国家。英法对印度核试验表示遗憾，但拒绝对印制裁。1998年9月法国不顾西方谴责印度的舆论，仍邀请瓦杰帕伊总理如期访问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