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印度国内是，整个世界亦是；客观形势是，主观观念亦是。首先，政治上议会民主制显现了真貌，一党独大的局面一去至今不返，国大党经历着历练，从1989年拉·甘地拒绝联合组阁到1991年拉奥接受现实，这便是最好证明。其次，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即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其实在印度一直存在着。就尼赫鲁家族的三代总理来说，政治色彩一代比一代趋淡，而经济因素愈来愈浓，到拉·甘地时期，以经济为主、为重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再者，世界局势也如出一辙，1989年苏联与东欧的剧变，在印度普遍看来，“这是教条政治趋向没落的结果”。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整个世界的主旋律，印度也深受影响。拉奥政府大张旗鼓并且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经济改革，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迅猛发展，在世界的舞台上无形中展开了一场经济竞赛。这现象实际上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最终“是经济说话”。此外，世界经济呈现出自由化、全球化、市场化的趋势，印度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正与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亦步亦趋。例如，坚持了几十年的“自力更生”的观念得到了新的诠释；又如，倡导出口、开放市场、吸引外资等政策措施，实际上是在鼓励印度经济迅速融入世界市场。还有，局势的变化和观念的变革在外交政策上也充分体现出来。由于发展经济成为主导方向，全球化经济又是一大特点，外交政策自然得到修正。经济外交为主，政治外交为辅的倾向越来越突出，外交的目的已演化成“为印度的经济发展造就一个合适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因此全方位外交、多元外交以及睦邻外交成为势所必然。其实，这已不是印度特有的现象，而是同时代诸多国家的一种共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