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3日下午5时许，拉·甘地以获得印度人民直接授权的名义，再次宣誓就任总理。一如他的沉稳，拉·甘地秉承了其外祖父、母亲的立国之策，“印度现代国体的三大支柱是议会民主、世俗主义和社会主义”。又如他的年轻、活力和前瞻性，他努力把“强大、独立、自信的印度位于世界前列”的梦想，作为自己的目标，尽力与时俱进，“印度尽管错失了工业革命，但在电子革命时期决不落伍”。

拉·甘地认为议会民主制在印度发展历程中居功之伟，他在1988年说，民主制“使我们在40年的快速变化中维系着一条稳定的路线”。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趋成熟，“保证了所有在宗教、种族和语言上的少数派享有平等权利”。作为民主程序重要一环的言论自由，“不仅具有其本身内在的价值”，而且为民众“提供了释放压力的通道，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世俗主义是国家的第二支柱”。世俗主义主要包括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重点在于政治世俗化和社会世俗化。拉·甘地阐述，政治世俗化意味着“印度没有国教”，“不鼓励宗教与政治结合”，“国家不干涉宗教信仰和宗教习惯”，同时“国家尊重人民的宗教感情，珍视宗教赋予人民的精神和文化，并且保证所有宗教的信仰、仪式和传播的自由”。“所有宗教教团在社会中都有着很高的荣耀地位”。社会世俗化的目标是消除社会上各种不平等现象，这是独立以来，各届印度政府的一贯方针，拉·甘地表示要承上启下走好前进历程中的一站。事实上他的努力还是有所成效的，例如根据印度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拉·甘地上台的1984—1985年度，印度穷人的数量为2.73亿人，在拉·甘地卸职的1989—1990年度，穷人的数量为2.11亿人。大约6 200万的脱贫者主要出自于贫困人口主体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又如，1986年拉·甘地政府制订的《国家教育政策》就表示：一切教育计划都将按世俗主义的价值观来制订和贯彻执行。拉·甘地强调，由于印度各政党及社会团体大多拥护世俗主义政治制度，这就使世俗主义国策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作为印度现代国体的第三支柱，其含义在前后几代人的观念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较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拉·甘地的解释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把传承和革新结合在了一起。“印度的社会主义不是教条，它产生于我们自身的经历和条件。它对变化着的环境有着迅速的反应，因此有着与时俱进的发展弹性”。印度式社会主义的宗旨“是扶植穷人、帮助弱者、给受压迫者以公正，是平衡各地区的发展”。为达到这些目的，“国家必须执经济牛耳，自力更生应当成为发展的首要原则”。“全国各地将公平获得发展机会，所有阶层的人民将公平分享发展的果实。为使印度经济在公平的情况下发展，各地区必须保持平衡并缩小差距”。因此拉·甘地制订的混合经济战略是：国有部门在核心工业和基础设施中占主导地位，轻工业的大部和整个农业都属私营部门。

在继承政治传统的同时，拉·甘地对执行过程中显露的一些政治弊病进行了革新。首先，倒戈行为是当时政治腐败的一个突出表现。一些政党为了党派利益，常不择手段策划其他政党要员倒戈，以使己党在联邦政府和地方邦获利、甚至取而代之。印度政坛上一时倒戈、脱党、另行组合等现象层出不穷。人民党上台时解散国大党执政的9个邦政府，英·甘地重新掌权后的如法炮制，以及许多党派在争权夺利时颠覆、策反、收买、行贿等手法无不用尽，就是最好例证。1985年初拉·甘地提出并在人民院通过了“反叛党法”，规定一个政党的议员如在任期内脱党，其议员身份即告丧失；一议员如对其所属政党的提案投弃权票或反对票，并在15天内受其政党党纪处分，该议员身份亦告失效；无党派议员若加入某一政党，其议员资格随之丧失。但一个政党的议员集体脱党人数超过三分之一，则该政党判为分裂，或者一个政党有三分之二议员赞同与他党合并，这亦属正常政治组合，此两种情况均不受此法限制。其次，选举中的不正之风十分猖獗。许多政党不问候选人的品行，只要能拉到选票就可得到提名，因此一些地方权贵，甚至有犯罪记录者也能当选。拉·甘地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腐败，所以1984年人民院大选中，他在确定国大党候选人时，取消了约80名有“不良记录”或被控贪污的候选人。1988年政府正式提出法案，规定有违法行为的人不得成为议员候选人。选举的另一弊端是大肆花费竞选费用，甚至收买选票。按选举法，每个候选人的竞选费用不得超过3.5万卢比，有限公司不得向任何候选人或政党提供竞选费用。尽管每次选举总会有一些凑热闹的候选人，但真正热衷当选的候选人的竞选费用几乎是个黑洞，十几倍或几十倍于法定的竞选费用，并且这些钱大部分来自黑钱或成为黑钱。因此拉·甘地几次与助手讨论改革选举法问题，终因国大党本身在这方面卷入太深，他只能屡屡提出警告而已。再者，官员受贿、官商勾结，都是民众深恶痛绝的政治腐败，这类权钱交易产生了花样繁多、数量巨大的非法收入。由于黑钱是非法的地下资财，很难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政府的直接税收委员会估计，黑钱的数量低者为国民收入的10%，高者几乎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拉·甘地为此大伤脑筋，任命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研究对付方法。尽管采取主动承认从宽的软政策，以及强行查封的硬手段，但这只能表明拉·甘地力图遏止黑钱的态度，实际收效却不大。例如逃税商人常常与官方银行勾结，1985年印度税务局在德里银行进行突击检查，发现大量没有入账的货币，假名登记的储蓄单也屡有发现。还有，针对原先政府中的“腐败、无能及懒散”，拉·甘地通过多次行政改组，进行了党政领导班子的更新。他将那些有才华、讲效率的青年一代的佼佼者提拔到领导岗位，并以电子监管和量化标准等先进手段监督他们的工作，以效率、廉正、成果作为对他们的考核。

拉·甘地继续着英·甘地重新执政后进行的经济调整政策，并且根据时代和环境的不同，有所创新，有所进步。

拉·甘地首先在理论上进行了创新。他对“自力更生”的既定方针提出了新的诠释。他认为简单地将自力更生看作自给自足以及用国产替代进口，只会将国内市场封闭起来。自力更生的真正精髓在于建设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民族经济”。要做到这一点，反而有必要开放市场，进口一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产品，而且印度经济应努力接轨国际市场。这样，印度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的强劲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其二，拉·甘地主张以科技为主导，引领经济快速发展。他提出用电子革命将印度带入21世纪。事实上这一新的理念在印度一直贯彻至今。

拉·甘地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经济自由化和建立竞争机制。印度政府减少经济领域的国家干预，扩大市场作用。1985年3月开始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中，政府调整了私营工业的政策，把工业总投资的53%份额留给了私营部分，这是“二五计划”以来，私营部分的投资第一次超过50%。其次，放宽了私营经济在经营领域方面的限制。原先国营垄断的一些工业部门自1985年5月起向私营大企业开禁，私有资本亦可投资诸如石油、电力、化肥等重点工业。许可证制度的限制也松动了，诸如电力设备工业机械及新材料等25种工业的新建和扩建都取消了许可证制度。长期以来，小型企业一直得到政府有意识的扶持，例如它们可享受免除许可证的优惠，可涉足更广泛的经营领域。现在小型企业的定性由原先的100万卢比以下上调到350万卢比以下，使免除许可证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大了。《垄断和限制性贸易法》的制订原本是为了限制大财团，拉·甘地政府对此进行了调整，把受限制的大企业的资产由2亿卢比提高到10亿卢比，使近580家大企业有了一展拳脚的机会。同时对于公营部分政府更注意培养其自身的造血功能，让其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市场竞争。对于经营不善的病态企业，政府采取卸脱包袱手段，或者出售部分股票，或者重新资源整合，或者关闭停产。

放宽进出口限制，以出口为导向，尽快使印度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政府的具体措施是：以前为“保护国内工业”，受到禁止和限制的进口货物，现在只要有利于技术革新，有利于出口创汇，无论是原料、产品和设备，有些通过进口许可证予以放开，有些破除关税壁垒，大幅降低进口税率，高科技产品诸如高级计算机、电子通讯设备等甚至可免去关税。为鼓励出口，政府更对出口企业给予各种优惠，如产品全部外销的厂商可获得收税减免以及免税进口原料和设备的优惠。为增加印度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80年代卢比的汇率几次调整，1980年卢比对美元的汇率是7.8卢比兑1美元，1989年则为16.2卢比兑1美元。还有，政府划出专门地块建立自由贸易区或出口加工区，以优惠的税收刺激出口。

吸引外资，引进外国高科技，迅速提高印度经济的现代化水平。政府有意识开放一些所谓“自力更生”产业的禁区，鼓励外资介入。1980年英·甘地开放了电力、机床、化肥等工业部门和石油、煤炭等矿产部门。拉·甘地更在高科技领域如计算机、电子、汽车、港口设施等，向外资开启了大门。同时建立了降低税率和简化申报投资手续等配套政策。

印度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在当今世界位居前列，它对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在英·甘地重新执政后始有认识，但真正的起步应在拉·甘地执政时期。这一领域的突飞猛进，可视作印度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典型。1981年11月，英·甘地政府颁布计算机工业政策，对计算机技术、元件和设计的进口放宽限制。拉·甘地上台后亲自兼任科技、电子部长，发布了一系列促进电子信息产业的政策，如1984年12月的计算机新政策，1985年的电子技术政策，尤其是1986年12月的《计算机软件出口、开发和培训政策》，政府承担了引进技术、科研、开发和培训人员的部分费用，积极推动了印度电子信息技术产业迅猛发展。

对教育、对人口素质培养的重视，既体现了拉·甘地政府的前瞻性，又给高科技为先导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1986年印度议会通过的《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实施这一国策的《行动方案》，是印度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体现了世俗主义的价值观，而且旨在使教育成为“印度进入21世纪的引领者”。《国家教育政策》确定了教育事业的指导思想，坚持民族主义、世俗主义、社会公正的价值观，以民主主义、科学精神、环境保护等先进理念为教育重点。《政策》还强调采取果断措施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巩固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体制；并且确定了课程体系。另外，在师资培养、教育手段方面也都有创新。

在农业方面，拉·甘地继续着绿色革命。“七五计划”的目标主要是提高大米产量和旱地、半旱地杂粮的产量，即绿色革命在旁遮普等一些小麦产区取得成功后，很快推广到全印更广大的地区。根据印度政府《经济调查年度报告》来看，拉·甘地政府继续并扩大着绿色革命的成果。1980—1981年度印度的粮食总产量为1.296亿吨，1990—1991年度为1.764亿吨。在同一时段内，大米产量由5 360万吨增为7 430万吨，小麦由3 630万吨增至5 510万吨，豆类由1 060万吨增加到1 430万吨，油料作物由940万吨猛增至1 860万吨。印度政府在“七五计划”期间对以奶牛业为主的“白色革命”加大了投入，投资额超过“六五计划”份额的26%。作为“蓝色革命”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业也取得了良好成绩，1980—1981年度渔业总产量为244万吨，1990—1991年度为384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