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甘地在外交上依然执行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但相比乃父的理想主义，她更多注重现实。英·甘地政府竭力谋求控制南亚，将其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外来势力染指。同时，它力求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搞平衡，并从两边得到更多资源。

印度作为南亚的头等大国，视这一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往往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然而在没有外来势力干预以及在双边原则的基础上，印度亦谋求和平解决地区内的争端，同时它倡导地区间合作以促进经济的共同发展和政治稳定。

第三次印巴战争，印度获胜，最终使东巴地区脱离巴基斯坦，成立了孟加拉国，印巴双方一度断绝了外交关系。1972年7月，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两国签署了《西姆拉协定》，关系稍缓，1976年印巴恢复了外交关系。此后，两国避免再一次全面战争的意愿加强，因此都努力把双方的冲突局限在克什米尔争议地区。另一方面，1974年印度爆炸了核装置，一度取得了对巴基斯坦的绝对军事优势。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度政府的立场更趋强硬，不再谈论那是争议地区，印度议会甚至宣称，克什米尔过去与现在一直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克什米尔问题仍然长期陷于僵局。

孟加拉国是在印度直接支持和扶植下建立的。在独立初期，与印度关系密切。在拉赫曼与英·甘地互访后，1972年双方签署了《印孟和平与友好合作条约》，孟加拉国从印度得到了大约33.53亿卢比的经济援助。1975年8月15日，孟加拉国发生军事政变，拉赫曼政权被推翻。军法管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了很大转变，大力发展与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也积极修复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印度与孟加拉国之间原先潜藏的一些矛盾表面化了。恒河水资源的分配成为双方争端的焦点，印度在恒河中上游过多使用河水，造成孟加拉长期用水短缺。其他的争议还有廷比加走廊问题、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问题以及印度建筑法拉卡水坝问题。由于两国关系的一些不和谐，印度大幅降低了对孟加拉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77年3月，人民党政府执政，双方关系有所缓和，11月两国签订了干旱季节恒河水分配的为期五年的协议。12月孟加拉国总统访印，1979年4月德赛总理访孟，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1980年，国大党再次执政，双方就恒河水资源分配问题又一次协商，1982年签订了《谅解备忘录》，两国关系发展平稳。

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比较密切，两国在筹备亚非会议时就曾合作融洽。1974年6月和1976年3月，两国签订协议，先后解决了卡恰提伍岛的归属问题和领海划分问题。但是，民族问题一直困扰着两国关系，在斯里兰卡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的长期武装冲突中，印度经常向泰米尔人提供物质支持。80年代初，斯里兰卡政府镇压泰米尔猛虎组织，印度常表示不满，双方为此几度关系恶化。

尼泊尔地处中国和印度之间，1955年前，它与印度关系较为密切，1955年马亨德拉国王继位后，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努力在两大邻国间寻求平衡。1962年在中印边界战争中，尼泊尔保持中立。1970年在尼泊尔敦促下，印度撤走了军事顾问团和留驻尼泊尔北部边界的监听站人员。1972年1月，比兰德拉国王即位，提出建立“和平区”的建议，与印度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人民党上台，两国关系有所改善，1978年2月，双方签订了为期七年的贸易和过境运输协定，增强了经济合作。但在印度频繁干涉其内政方面，尼泊尔表示出不满，一直试图摆脱印度的控制。

长期以来，印度在经济上援助不丹，在政治上控制不丹。1960年不丹国王旺楚克为摆脱国家的封闭状态，积极开展广泛外交。1971年不丹加入联合国，1973年加入不结盟运动，1978年取得与印度以外国家贸易的权利。80年代后，不丹陆续与一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受印度控制的局面已经打破，但在经济上对印度仍有所依赖。总的来说，两国的关系一直较为平稳。

与美苏关系，历来是印度外交的重点，尽管英·甘地力求平衡，但她的天平还是微微倾向苏联的。1966年3月，英·甘地访美，除了得到350万吨粮食外，约翰逊政府并没有给印度更多帮助。同样，英·甘地也没有放弃对美国政策的批评。美国空袭越南，她谴责了美国的侵略，要求美国立即无条件停止轰炸。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英·甘地指责美国在背后支持以色列。1971年，印度与苏联的友好条约，令美国十分不快，同年的印巴战争最后导致巴基斯坦被肢解，美国更是强烈谴责印度，并停止了部分经济援助，两国关系陷入新的低潮。1972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印美力求改善关系，一度有所好转。但是，随着美国对华关系解冻，英·甘地感到十分担忧，多次表示了对尼克松的反感。据《时代周刊》等多家报刊报道，她在与尼克松交谈时很少出现笑容，当尼克松热情询问许多问题时，她出于外交礼节，只是冷漠地以单音节词回答，到后来甚至以“Is that all？”作为一种不愿意再谈下去的反问，然后是令人生寒的沉默，使尼克松陷于尴尬境地之中。难怪尼克松与基辛格私下谈话时称英·甘地为“老巫婆”。这充分体现了铁腕女总理的强硬和外交策略。直到1974年10月，国务卿基辛格访印，勾销了印度欠美国22亿美元的债务，双方的关系才有所改善。但好景不长，1975年2月美国军事援助巴基斯坦，印度提出强烈抗议。同年6月，英·甘地颁布紧急状态法令，美国予以抨击，双方关系又落低潮。1977年人民党上台后，注意了与美国改善关系，同年9月外长瓦杰帕伊访美，1978年1月卡特总统访印，促进了双方的友好关系。美国亦恢复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英·甘地再次执政时，延续了这一势头，她在1982年5月访美，从美国得到了尖端科学技术和大量经济援助。

在战略上，苏联以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来抗衡美国、遏制中国以及达到其势力南下的目的。1971年8月9日双方签署了《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了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印度不仅获得了大量经济援助，而且得到许多先进武器。1973年11月，勃列日涅夫访问印度，两国签订了为期15年的经济贸易合作协定。1976年6月，英·甘地访苏，双方达成领导人定期会晤的协定，加强了两国经济和技术合作，以及在科学、文教、医学及文化交流方面的联系。1977年4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印，带来了向印度提供2.5亿卢布贷款的礼物。1979年3月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印，不仅签订了贸易和科技合作的一系列协定，而且还答应以60万吨石油换取印度大米，并向印度赠送一批农业设备。1979年6月德赛总理访苏，双方发表了《印苏声明》，苏联援助印度建设维萨卡帕特南大型钢铁厂，等等。总之，在英·甘地与人民党执政期间，印苏两国保持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全面的良好关系。可以说，印度在亚洲国家中与苏联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1979年邓小平会见印度外长瓦杰帕伊

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在中国只保留代办关系。1976年两国才恢复互派大使，关系开始缓和。1979年2月12日至18日，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华，与黄华外长进行了坦诚会谈，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表示，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不应妨碍两国在其他方面的改善。1981年1月黄华外长访问了印度。1984年双方签署中印贸易协定，恢复了两国的商业往来。关于中印关系的发展，邓小平在1982年10月22日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提出了他的一些设想。首先，“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其次，两国间“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第三，两国应恢复50年代的友谊，例如当时两国总理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得到世界公认。第四，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法，应是“一揽子解决”。这就是“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第五，“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

1981年黄华夫妇拜会英·甘地

随着国力的增长，尼赫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愿望得到实施，英·甘地时期的印度政府与欧洲、阿拉伯世界、日本、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有着广泛的交往与合作。印度一直保持着英联邦成员国的地位，与英国保持了较好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在1973年至1979年间，印度与英国的合作协定有403项。印度与联邦德国的合作发展迅速，1973年至1979年印度与联邦德国的合作协定达到418项，联邦德国也是印度的第三大贸易国。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个与欧共体建立了外交。1974年至1980年间，印度对欧共体的出口增长了三倍，进口增长了四倍。欧共体对印度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积极提供援助和帮助。70年代，印度努力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外交，意在打破与伊斯兰教国家相对冷淡的关系，因为它们在传统上与巴基斯坦更为接近。此外，印度石油的一半以上依赖海湾产油国，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印度与日本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方面。80年代起，两国在政治上的交往频繁起来，为以后拉吉夫·甘地政府与日本高层的交往打下了基础。印度与东南亚的关系源远流长，然而冷战时期，存在着美苏两大阵营的现实状况，时时影响着印度与东南亚的交往，彼此的关系呈现出时冷时热。1966年印度尼西亚苏哈托上台，派出外长访问印度，新加坡李光耀总理访印，马来西亚拉赫曼总理访印，以及1968—1969年英·甘地对这三个国家的访问，促进了彼此的友好关系。印度还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1亿卢比的援助。但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在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以及印度承认柬埔寨韩桑林政权方面的分歧，上述三国对印度关系渐趋冷淡。由于冷战时期印度与苏联关系密切，因此印度与越南关系相对走得较近，1972年印度与越南的关系升格为大使级。1978年和1980年，范文同总理两访印度，双方签订了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的多项协定。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印度与泰国的关系则比较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