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济、政治危机与英迪拉·甘地下野

印巴战争的胜利固然确立了印度在南亚的优势地位，但战争的巨大消耗引起了财政的沉重负担。近千万东巴难民最高峰时每月需2亿美元的开销，巨额的军费以及美援的大幅削减，使得“四五计划”头两年的成果荡然无存，后续发展的资金也无从着落。1972年印度发生大旱，粮食产量由1970年度的1.084亿吨，降为1972年度的9 700万吨。大旱引起水资源匮乏，不仅造成水力发电严重不足，连锁累及钢铁、水泥、化肥等工业生产，而且有些地方连人畜饮水都发生了困难。许多企业国有化后因管理不善，效益反而下降。收归国有的病态企业更是财政补贴的无底洞。而1973年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又增加了成本支出和外汇的捉襟见肘。因此印度的工业生产连续两年下降，计划指标大都没有完成。

英·甘地的对策是全方位的紧缩政策。1974年起，政府减少投资，收紧对私营资本的信贷。同时政府对分配也进行了严格限制，如冻结工资、限定红利分配，强制年收入1.5万卢比以上的高薪阶层储蓄收入的4—8%，等等。这一政策使一般工人、农民、高级白领乃至大小工商业主的利益，都不同程度受损，因此民怨四起，人心不稳。

怨恨与不满迅速转化为行动。1974年1月，古吉拉特邦莫尔维工程学院的学生首先发难，他们抗议膳食费用上涨，并迅速演变成学潮。学潮很快蔓延，全邦360多所大中学校以罢课响应。德赛领导国大党（组）发动工人和学生，在全邦掀起反对通货膨胀和抗议官员腐败的运动。斗争演变为捣毁商场和仓库的动乱，并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死伤数百人。2月9日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总统接管邦政府，邦议会解散。

比哈尔、阿萨姆、西孟加拉、北方邦、中央邦和旁遮普等地的民众和反对党纷纷行动，暴力行为不断出现。尤其比哈尔邦的学生，他们以古吉拉特邦学生为榜样，或者打砸、或者焚烧了该邦的国大党总部、首府巴特那市政府、报业公司、议员宿舍、部长寓所等。社会党资深领袖J.P.纳拉扬领导了比哈尔邦的运动。

纳拉扬（1902—1979）出生于比哈尔邦的农村，1922—1929年居留美国期间，曾一度倾向于共产主义运动，自诩为列宁的信徒。1930年加入国大党，推崇甘地的政治思想和哲学，也是尼赫鲁的老朋友。1954年4月，纳拉扬退出政党活动，专注于“献地运动”。献地运动渐渐退潮后，他脱离了政治舞台。此时，他借机重返政坛，宣称要开展一场“全面革命”，即不仅要推翻国大党政权，而且要进行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革，建立一个以农村为基础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公有制社会。所以，历史将他领导的这场运动以其名字定为“J.P.运动”。

1975年6月发生的两件事情，使国大党（执）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其一是国大党（执）在古吉拉特邦议会选举中失利。1974年由于该邦发生动乱，总统接管邦政府，依法应于六个月内重新选举邦议会，重组邦政府。但英·甘地以条件不成熟为由，一再拖延选举。1975年3月6日，纳拉扬联合一些反对党在新德里进行了一次请愿进军，向联邦政府上书，要求古吉拉特邦举行议会选举。4月7日，近80高龄的德赛以“绝食至死”的强硬手段，要求政府答应开展邦议会选举。他的抗议行动引起人们极大注意，众多赞同者进行了24小时绝食以示声援。国大党（执）的几十名少壮派议员也反戈一击，在人民院内敦促政府重视德赛的要求。4月15日，纳拉扬向全国发出“令政府瘫痪”的号召。在反对派声势巨大的压力下，英·甘地只得同意6月8日至11日举行古吉拉特邦议会选举。为赢得选举，国大党（组）、人民联盟、印度民众党和社会党等组成“人民阵线”，制订共同纲领，连手竞选。结果人民阵线获胜，得到邦议会议席168席中的87席，国大党（执）获得75席。人民阵线组成了邦政府。

其二是英·甘地被指控大选中舞弊。1971年英·甘地与社会党人拉杰·纳拉扬竞选北方邦莱巴雷利选区的议员，前者险胜。拉杰以英·甘地命国家公职人员助其竞选等事项，向阿拉哈巴德法院提出英·甘地大选舞弊的指控。经四年审理，1975年6月12日，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判拉杰胜诉，判决取消英·甘地议员资格，并在六年内不得再参加竞选。根据印度法律，政府总理及部长必须是议员，英·甘地失去议员资格，也就不能担任总理了。决不轻易认输的英·甘地迅速行动起来，她一边请求法院将判决延缓20天执行，一边立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请求最高法院下达“无条件暂缓执行令”。6月24日最高法院允准英·甘地继续履行总理职务，直至最终裁决判定。

在此期间，反对派倒英·甘地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一些报刊连篇累牍要求英·甘地引咎辞职，反对党宣布英·甘地已失去总理资格，并在各地组织集会、游行，“逼她立即下台”。6月25日，纳拉扬组织了全国协调委员会，将国大党（组）、印度民众党、人民同盟和社会党等反英·甘地力量纠集在一起，开展“坚持真理运动”。不仅鼓动学生、工人，而且号召警察、军人，不服从英·甘地非法政府，甚至宣告6月29日至7月5日在总理府门前组织一周抗议活动。国大党（执）内部以钱德拉·谢卡尔为首的少壮反对派要求英·甘地在党内让位，一些如拉姆等资深领导人，也要求英·甘地辞职。

英·甘地漫画

是辞职退却，还是抗争？英·甘地毅然选择了后者，并且使出最强硬手段进行反击。就在6月25日晚11时，总统艾哈迈德签发了英·甘地准备好的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次日凌晨2时，军警奉命突击逮捕了纳拉扬、德赛、瓦杰帕伊、谢卡尔等几乎所有的反对势力领导人。此后，共有123名人民院议员和76名联邦院议员遭到拘捕。27日晚英·甘地发表对全印人民的讲话，解释了实行紧急状态的理由。她宣称，瓦解国家的势力到处活动，并准备发动一场反对法律和秩序的动乱，因此政府号召人民合作，维护大局的稳定。

英·甘地的果敢行动还在继续，她颁布新闻管制令，控制新闻媒体为反对势力鼓噪。为了掩盖26日的大逮捕行为，当政者甚至令一些大报社所在地区突然大面积长时间停电，致使《印度时报》、《印度快报》等无法按时付印。政府取消了公众的言论、集会、游行等自由权力。英·甘地还在7月4日取缔了26个反对派组织。

英·甘地在采用“严禁”的手段时，也运用了“宽弛”的政策。7月1日即在实行紧急状态的第六天，她宣布将实施国大党称为“向贫困直接进攻”的“二十点纲领”，意在争取民心。在这一紧一弛中，显示了英·甘地政治经验的老到。“二十点纲领”显然更符合大多数中下阶层民众的利益，其中的内容包括：降低生活必需品价格；严控政府财政开支；迅速落实土地最高限额法；加快分配剩余土地；提高农业雇工的工资；向无地农民提供宅基地；削减或取消农民及农村手工业者的债务；加快实施发电计划；制止逃税；简化投资手续；向学生提供廉价学习和生活用品；扩大就业，提供就业培训；提高所得税征收基数；等等。政府还通过媒体大力宣传，鼓吹“二十点纲领”将“把穷人从世世代代受剥削和贫困中解救出来”。

英·甘地为博取民心，整肃纪律，不断加大社会整治力度。政府大力控制物价，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不法商人，同时规定零售商明码标价。这样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价，保证了人民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政府提出“自愿揭发计划”，开展反逃税、反走私活动。结果，25万人坦白了隐瞒收入和财产，补纳了税款，在实施紧急状态的1975—1976年度，征收到的直接税比前一年度增加了27%。反走私同样取得成效，自1975年7月总统颁布法令至1976年7月，在孟买、德里和马德拉斯有2 100多名走私者遭监禁，查获价值几亿卢比的货物，“彻底破获了走私集团”。此外，政府严格规定公务员上下班时间，对违纪者予以从重处罚。狠抓火车的正点运行，大力整顿铁路秩序。结果一贯的社会懒散作风发生了很大改变，火车正点，政府办事效率提高，工厂、学校的纪律大为改观。良好的社会秩序一时成为佳话。

7月下旬，国大党（执）利用在议会的多数地位，使议会两院通过了紧急状态法，补全了法律程序。接着又连续通过了宪法第38和第39两项修正案。前者规定法院不得反对总统颁布紧急状态法。后者的目的是使指控英·甘地选举舞弊失去法律依据，因为它规定，有关对选举结果上诉的法律，均不适用于总统、总理、人民院议长等参加的竞选活动。尽管议会和司法对于第39修正案的看法尚不一致，但11月7日最高法院还是批准了英·甘地的上诉，认定对她有关1971年大选舞弊的指控不能成立，其议员资格有效，英·甘地终于摆脱了最棘手的司法困境。

拘捕了反对派领袖，取缔了反对势力的组织，平息了司法麻烦，英·甘地暂时渡过了政治危机。此时，印度政府实施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凸显出了它的效果。1974—1979年的“五五计划”转变了观念，没有再沿袭过去的苏联模式，而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杰夫的投入产出理论为依据。它的战略目标是消除贫困和自力更生，由此提出三项具体任务，年增长率达到5.5%；提高国内储蓄和投资，促进出口，限制进口；提高农业生产增长率，重视农业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及推广。由于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又恰巧1975年和1976年两年风调雨顺，英·甘地政府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成绩。1976年粮食产量达到了创记录的1.21亿吨，1977年粮食储备达到1 800万吨，外汇储备高达30亿美元。通货膨胀的下降趋势明显。社会比较稳定，工人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也大幅下降，如1974年7月至9月损失了600万个工作日，1975年7月至9月则为156万个。与此同时，煤、电、钢铁、铝、化肥等工业的生产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无情的清洗，紧急法的压迫，新闻检查制度的严厉，独裁及官吏的高压，政治危机一直潜伏着。而桑贾伊及其一伙的“过火行为”，更使民众的不满情绪迅速蔓延。

桑贾伊是英·甘地的小儿子，从小骄横、任性，就读杜恩寄宿学校时，因桀骜不驯，屡次不服教管，曾被这所闻名全印的贵族学校遣送回家。以后桑贾伊去了英国，进入劳斯莱斯工厂学习汽车制造技术。回国后，在其母亲提携下，常常涉足政务。他自我狂妄、践踏惯例、对哲学一无所知，对权力却有着一种强烈本能，这些特性遭到一部分人的嗤之以鼻，却深受另一些人的热烈追捧。紧急状态实施期间，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刻。当英·甘地在广播讲话中推出“二十点纲领”后，桑贾伊作为青年国大党的一名领导人，也紧跟着提出社会改革的“四点计划”，即计划生育，整顿城市市容，实行绿化，铲除社会弊端。这看似正确的计划，却因桑贾伊等一干人的骄横跋扈，被搞得一团糟，尤其在计划生育和整顿市容方面，他们的胡作非为，令印度民众怨声载道。为推行三年内大约使2 300万人实行绝育的指标，他们先是物质利诱，如做绝育手术者可得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后变成胁迫，凡拒绝做绝育手术者，如果是政府职员、教师、司机等，都将被解雇或者不准从业，行商者则得不到营业许可证。最后有些邦干脆将绝育指标下达给各县级官员，并作为政绩考核，因此强迫绝育不可避免地在许多地区展开。行政官员和警察常常把无权无地位者，从家里或从公共汽车上拉到临时绝育的营地，不分青红皂白，强行实施绝育手术，其中有些甚至还是未婚青年。

在整顿城市方面，桑贾伊及其一伙认为贫民窟有碍市容，就在新德里展开大规模拆除活动。由于事先未作妥善安排，两年中15万户贫民住房遭到强行拆除，约70万居民被迁出新德里，有些重新安置在市郊匆忙建起的新宅区内，许多宅区没有饮水或基本生活实施，另有一些居民甚至无处栖身。清真寺周围的贫民窟中，世世代代居住着穆斯林，现在他们遭到强行迁出，就奋起反抗，造成了一些流血事件，也激化了宗教矛盾。

这种表面太平，暗中涌动着反抗浪潮的局面，持续了约一年半。人民院选举本应在1976年3月举行，但根据宪法，在紧急状态时期，经议会批准选举可推迟举行，每次延长期不得超过一年。因此在英·甘地坚持下，1976年2月和11月两次通过了推迟大选的决定，将选举一直延期到1978年3月。

1977年1月18日，英·甘地出人意料地通过广播宣布，总统将解散人民院，大选提前在同年3月举行。究其原因，首先英·甘地毕竟持有议会民主制的固有观念，认为紧急状态时期的专制只能是一时的，迟早应恢复原来的社会制度，只是应选择较为合适和有利的时机。第二，当时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她认为民意应该是对她和她的政党有利的。第三，她认为社会较为稳定，就连以前总是与她保持一定距离的大工商业主，也不断称赞她。第四，由于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此时媒体一直粉饰太平，颂歌不断，英·甘地自己也被这假象迷惑，就此判定应稳操胜券。第五，各反对党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沉重打击，主要领导人大多拘捕在押，反对活动也趋停止，而选举突然提前，会令他们措手不及。因此，提前选举对她和她的政党一定是有利的。

依据宪法规定，1月18日所有在押的反对党领导人都被释放，1月20日紧急状态法的一些措施被中止，如取消针对反对党的禁令，放宽新闻检查制度等，以便反对党领袖能参加竞选和宣传其竞选主张，使大选在较为民主、自由的气氛中进行。

反对党立即行动起来。1月18日，在纳拉扬的倡议下，国大党（组）、国大党（执）内反英·甘地的少壮派、人民同盟、印度民众党和社会党等领导人聚会商议。第二天与会各党派达成合并协议，新党定名为“人民党”，推举德赛为主席，查兰·辛格为副主席，以统一的纲领，统一的候选人参加大选。1月23日人民党正式成立，组建了一个九人委员会担当人民党的竞选领导工作，并提出党的竞选口号是“自由与面包”。纳拉扬进一步号召印度人民为“印度抉择民主还是独裁、自由还是奴役的最后机会”而投出明智的一票。同时，人民党还决定与印度共产党（马）、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和阿卡利党等尽力联盟，以贯彻击败英·甘地的主要目标。

英·甘地也在为大选日夜奔波。她的行程几乎遍及全印度，平均每天要作五次以上的竞选讲演。她一再宣传国大党（执）的竞选口号：“结束贫困，消除不平等和非正义”。同时，她为实行紧急状态辩护，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措施，印度才取得了经济稳定，而经济稳定有赖于政治稳定。她攻击人民党是拼凑的大杂烩，内部冲突不断，这难以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只有国大党（执）才能组织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府，才能推进国家向前发展。

然而，就在宣布大选不久，国大党（执）内部却不稳定了，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分裂。贱民领袖、曾任国防部长的贾·拉姆宣布退出国大党，与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组建了民主国大党，提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口号，并且决定在大选中与人民党合作。由于他在印度8 000万表列种姓中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他的离去令国大党（执）在选票上蒙受的损失难以估量。

第六届大选在1977年3月16日至18日进行，选举结果，国大党丧失了自独立以来连续30年的中央统治权。国大党（执）仅获得人民院542个议席中的154席，占28.4%。而且英·甘地与桑贾伊母子在议员竞选中，双双落败，国大党（执）在内阁的49名部长中仅15人当选。北印度、中印度原是国大党（执）的强势地区，这次大选却遭到惨败，如在北方邦、比哈尔邦、哈里亚纳邦和德里直辖区，居然全军覆没，在中央邦和拉贾斯坦邦也仅各获得一席。

人民党则一举成功，它与后来加入的民主国大党一起，共获得人民院297个席位，占总议席数的54.8%。1977年3月21日代总统贾拉发布撤销紧急状态的法令，结束了长达21个月的非常时期。3月22日，英·甘地向代总统递交了辞呈，结束了长达11年的统治。人民党受命组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