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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在印度外交事务上几乎享有完全的自由权力。殖民地时期，外交大权由英印政府掌控，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宗主国可以不问印度民意，就将它拖入战争漩涡。其他方面的对外交涉，也由它一手包办，如对缅甸战争，对西藏的侵略等，莫不如是。此时期的国大党自甘地退居二线后，涉外事务一般均有尼赫鲁负责。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初掌自主的外交大权时，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因此只能笼统定下目标：印度应享有独立大国的平等权益，并在国际事务上有充分的发言权。至于其他具体事宜，则有尼赫鲁全权操作。

尼赫鲁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主要有五种：独立自主、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国际主义和中立主义或称不结盟。它们融合在一起，成为印度外交事务的指导原则。

不结盟是印度外交最基本的政策。按尼赫鲁在1958年和1961年所下的定义，不结盟就是不与军事集团结盟，不与世界大国集团结盟。

1946年9月7日，在印度过渡政府成立的第六天，尼赫鲁发表施政演说，首次提出了不结盟的思想，“我们要尽可能地避开集团的强权政治，不与任何一方结盟反对他人，那（强权集团结盟）在过去曾把世界引向战争，今天可能再次导致更大规模的灾难”。此后，尼赫鲁多次在不同场合论及印度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如1947年1月22日，尼赫鲁在制宪会议上表示，印度“应在大国前保持独立与自由”。1949年尼赫鲁访问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强调不同大国集团结盟，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追求和平。1952年6月在人民院辩论中，尼赫鲁直截了当地用了“不结盟”一词，“就我们的政策而论，尽管事实上我们主要同联合王国和美国打交道，我们从它们那里买我们需要的东西，并且我们接受它们的帮助，但我们完全没有因为任何集团而背离我们的不结盟政策。”

尼赫鲁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这与当时的世界局势息息相关。印度独立之初，国际上两大阵营已初步形成，东西方冷战态势正在展开。尼赫鲁当然不希望印度卷入纷争，以便让新生的祖国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而且，印度的传统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尼赫鲁，他特别批评了那种以备战来免战的认识。1949年3月8日，尼赫鲁在议会的答辩中说：“有些人认为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就为此而准备，实际上这使战争更接近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错误又非常危险的事。”因此，“印度不应该同任何大国集团站在一起，它们因为各种原因充满了战争恐怖，并积极备战”。于是，一种积极的不介入政策孕育出来了。其次，奉行不结盟政策是印度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尼赫鲁认为，国家安全是首位的，印度要靠政策而不是靠武力来保障国家安全。尼赫鲁在谈到不结盟时说：“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安全和保障其进步。安全可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一般认为，安全是靠军队保护的，这仅仅对了一部分。安全更是靠政策保护的。一种深思熟虑的与他国友好的政策，比任何别的东西更能保障国家的安全。”再者，不结盟标示着印度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独立运动之初国大党就明确表示，有朝一日要清扫印度外交政策的“奥吉亚牛厩”。尼赫鲁1948年3月8日在国会中说：“参加集团意味着什么呢？说到底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放弃你对某一问题的观点，采用另一方的观点，以图使它高兴和讨好它。”因此尼赫鲁表示，印度应以独立自主国家的身份而非别国的卫星国参与国际事务。尼赫鲁还强调“不结盟不是不选择，而是我们选择了不选择”。最后，经济总是影响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尼赫鲁1948年3月在制宪会议表示，印度接受其他国家的帮助，不管是经济帮助，还是政治帮助，但“把我们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不是一种明智的政策”。因此印度不偏向美苏任何一方，并与两者都保持良好关系，反而获得了对立双方的各种援助。例如，至1963年，印度从美国得到近4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其接受外援总数的60%以上。从1954年到1965年，印度从苏联得到10亿多美元的经济援助，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外，印度的受援额也是最多的。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应是当时全世界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它贯彻了和平共处的原则，也是不结盟思想的具体实践。万隆会议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会议的主题是促进亚洲各国的亲善与合作，促进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探讨亚非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及积极为世界和平与合作作出贡献。这次会议是战后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由亚非国家单独召开的会议，它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尼赫鲁作为不结盟国家的领袖，是万隆会议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力主邀请中国参加，并且在会议中力排含沙射影的反华议论，恳切陈词，竭力保持会议沿健康轨道发展。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订了“国际关系十大准则”，确立了体现独立、和平、友好与合作的“万隆精神”。这次会议证明，不结盟思想已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不结盟运动也颇有声势地开展起来了。

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具体实践以及蓬勃发展，与“三驾马车”的努力倡导和积极奔走是分不开的。1955年初，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印度，与尼赫鲁进行了深谈，两人在不结盟问题上，产生了许多共鸣，并且发表了联合公报。同年2月，尼赫鲁访问开罗，与纳赛尔总统达成了不结盟问题的共同认识。1956年7月，铁托邀请尼赫鲁、纳赛尔共商不结盟运动事宜，会后发布了《布里奥尼宣言》，呼吁新兴国家加强各方面的合作。1961年6月5日至13日，20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开罗召开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的筹备会，会议制订了加入不结盟运动的五条原则：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不卷入军事联盟；不加入大国的双边联盟；不允许外国在本国设立军事基地。1961年9月1日至16日，25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的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宣言》。《宣言》要求全力支持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全面裁军，禁止核战争；倡导与会国加强经贸、文化合作等。这次会议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就印度外交的具体对象而言，它有三个主要的侧重方向，即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与美国、苏联诸大国的关系，以及与中国的关系。这三者交织在一起，一方发生变化，其他方面也会受其影响，如中印关系的变化，就会引起印美、印苏关系的连锁反应。

印巴分治之初，双方的关系较为复杂，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殖民政府遗留下的财产的分配，千百万迁徙民流的安置，印度河河水的分配和使用，克什米尔的问题等。由于印巴双方政府的努力，迁徙的难民很快得到了安置。经双方协商，殖民政府留下的财产作出了分配，并且在甘地的努力下，应支付给巴基斯坦的那部分款项也得到了落实。关于印度河及其支流的河水分配问题，应上溯到旁遮普分省以前。当时为了促进农业发展，设计了一项庞大的水利工程，这原本不该有任何问题。但印巴分治后，流经巴基斯坦的一系列运河的水源，现在却掌握在印度手里。如果印度一旦切断水源的话，这对巴基斯坦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1948年印巴双方进行了谈判，但没有结果。不久，印度宣布了一个新计划，要在上游截走一大部分水资源，这使双方的关系更紧张了。1952年，世界银行出面，双方重开谈判。1960年9月19日，印度、巴基斯坦、世界银行三方在卡拉奇签署了世界银行提出的《印度河水条约》。根据条约，印度河流域水系的西三河（印度河、杰姆卢河、奇纳布河）河水归巴基斯坦使用，东三河（拉维河、比阿斯河、苏特里杰河）河水归印度使用，巴基斯坦获得全部水量的80%，印度获得20%。这一遗留了12年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基本的解决。

克什米尔归属问题是印巴双方一个难解的结。第一次印巴战争经联合国调停，在1949年7月划定了停火线。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双方都承诺通过公民投票来解决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但由于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各占居民的78%与20%，因此印度对于公民投票并不积极，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致使公民投票始终未能实现。

首先，印度宣称巴基斯坦应从克什米尔全部撤军，而印度在巴基斯坦军队全部撤走后，才减少在克什米尔的驻军，等到实现了“非军事化”后，进行公民投票。巴基斯坦当然不会同意单方面撤军。由此公民投票就搁置起来了。第二，1949年尼赫鲁建议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解决克什米尔争端。这显然有利于印度，因为它占据克什米尔五分之三的土地和四分之三的人口。巴基斯坦予以拒绝。第三，由于美苏竞相在南亚争夺势力范围，致使克什米尔问题更趋复杂化。鉴于军事力量方面印强巴弱，1954年5月19日，美巴签署了《军事互助条约》，巴基斯坦以此作为抗衡印度的措施。1954年9月3日巴基斯坦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年后又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通过外交增强自身地位和话语力量。印度在得到苏联支持的表态后，就更加强硬，它以巴基斯坦加入国际军事集团为由，干脆宣布不再同意公民投票。当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克什米尔举行全民公决时，印度坚决反对，尼赫鲁表示，“即便是在世界上最强大势力的压力面前，我也不会出卖印度的荣誉和自由”。第四，印度加强了对克什米尔印占区的控制。1954年5月，印度总统宣布印占克什米尔正式成为印度的一个邦，实施印度宪法。12月印度操纵印占克什米尔议会通过加入印度的决议。1956年11月，印占克什米尔制宪会议通过邦宪法，批准加入印度联邦。1957年1月26日邦宪法正式生效，宣布克什米尔是“印度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印度在印占克什米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巩固对该地区的统治。如进行土地改革，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以原价75%的价格向克什米尔供应廉价大米；增加贷款，扶植当地工农业；扩大教育和福利设施等。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美国以军援为筹码，推动印巴两国在1962年12月至1963年5月，举行了六次部长级会谈。双方只做了一些象征性的让步，最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当中印局势稍缓，印度又加强对克什米尔的控制。1964年12月，印度政府宣布印度宪法中的“紧急状态的规定”适用于印占克什米尔。同时，双方武装冲突不断加剧，1965年1—7月，在克什米尔停火线附近的冲突高达1 800余次。不断升级的冲突，最终导致9月第二次印巴战争的爆发。

印度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是与不结盟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它在处理与苏美的关系时，十分注重维护自身的独立性，所以不与两者中任何一方结盟。尼赫鲁以民族利益作为判断尺度，决定着与苏美关系的孰轻孰重和时亲时疏。因此印度在尼赫鲁执政初期与美国的关系好一些，50年代中期后与苏联的关系不断走近。1959年中印冲突加剧后，印度公开接受军援，并同美国达成联合空防协定，这时尼赫鲁用与美苏的双重结盟来维护印度的不结盟。

印美关系是在时冷时热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对原宗主国的态度若即若离，印英关系已无足轻重；他的不结盟政策不与东西方缔结军事同盟，但意图与它们发展其他方面的正常关系，以获取利益。因此，印度在西方集团中，当然选择最强大的并且又毫无宿怨的美国。尼赫鲁派胞妹潘迪特夫人为驻美大使，就显示出对印美关系的重视。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不管是对苏联的遏止，还是构筑对中国的包围圈，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印度都是它意欲竭力拉拢的对象。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就将印度列入援助范围。

1949年10月，尼赫鲁首次访问美国，与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举行了会谈。通过这次访问，印度获得了一定的援助。如1950年，美国给予印度小麦贷款1.9亿美元，1951年又给予印度一笔捐款，从1950年至1952年，双方签署了三份技术合作协定，印度还得到120万美元赠款。但是在另一方面，双方原有的一些裂痕，仍然未能得到很好弥补，时时影响着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尼赫鲁对美国有关克什米尔问题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在印巴争执克什米尔归属时，美国力主克什米尔独立，成为“东方的瑞士”。美国认为克什米尔地处亚洲心脏，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军方曾向杜鲁门总统提呈秘密报告，建议将克什米尔变成由美国托管的“独立国”，建为军事基地，“以克什米尔为基地的飞机，可轰炸亚洲任何地区”。这令尼赫鲁十分愤怒。反之，美国对于尼赫鲁与新中国的友好态度感到恼怒，并且对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深感不满。杜勒斯就公开指责印度的不结盟，不仅是“一套老调子”，而且是“一种不道德和短视的原则”。当印美分歧趋于增大时，1953年美国宣布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两国关系一度陷入低潮。

50年代中期，印美关系又一次互相接近，改变了以前的冷淡关系，这亦可视为尼赫鲁不结盟政策的成效。是时印苏关系趋暖，美国不愿它们过于走近，也采取了拉拢印度的政策。1957年“二五计划”初始，印度遇到严重粮荒和外汇危机。美国适时予以了一定的援助。1957年9月，印美签订“印美投资保证协定”，美国向印度“输血”。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印度，受到热烈欢迎，而在艾森豪威尔讲话中显示，美国对不结盟政策的看法亦有了根本改变，从深感不满转变为表示认可。随后，美国开始了一系列对印度的经济援助项目。在此后的四年里，援助资金达到40亿美元。

中印关系恶化，进一步促使了印美交好。美国等西方国家成立了“援印俱乐部”。而真正促使印美关系升温的是肯尼迪政府。1961年尼赫鲁出访美国。以后双方往来频繁，尼赫鲁竭力向美国示好，美援则源源不断流向印度。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印度公开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印度连续两次向美国提出请求，要求提供空中保护伞，美国务院发言人怀特1962年10月31日宣布，美国从本周起向印度空运步兵轻武器、弹药以及运输和通讯设备。怀特还表示：“我们的同情完全在印度方面”，并说已授权美驻印大使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关于“麦克马洪线”的说法。美国的军事代表团也来到印度。边界冲突发生后，美国立刻向印度提供了6 000万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随后美国大约每年提供1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直至印巴战争爆发才终止。印度与美国订立了“空防协定”，大批美国军事人员驻扎印度，双方互相提供军事情报，美国的军用飞机在印度为其调兵遣将，印度与西方联合军事演习等等。尼赫鲁政府甚至还打算让“美国之音”在印做反华宣传，但由于国会反对被迫取消。美国对印度求援的积极反应，使其在印度公众中的形象突然升高。根据美国新闻处的民意调查，1957年10月印度有2.5%的人对美国怀有“非常好”的看法，1962年10月达到7%，11月底已经升到62%。1963年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访美期间，印美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两国分担一种阻止中国对次大陆的侵略计划的共同防御事业”。这简直有点像共同防御条约了。1963年尼赫鲁撰文说，“印美关系很少像现在这样密切和真诚”。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印边界冲突以前，美国援印的目的在于使印度在同中国的经济发展竞赛中获胜，借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印边界冲突后，美国援印的目的在于加强印度的包括军事在内的综合力量，使之与中国抗衡。

印苏关系经历了由冷淡到友善的过程。尼赫鲁在20年代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时，就对苏联留下了良好印象。他在《印度的发现》中认为，当时世界“有活泼的潜在力的民族主要有三个，美国人、俄国人和中国人”，俄罗斯民族“史无前例地复活起来了，正在变得年轻，并且有惊人的坚强毅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尼赫鲁对共产主义反感及担忧的态度，又使他对苏联有所顾忌。因此新生的印度对苏联表示出谨慎的友好姿态。

苏联起初对印度也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按照斯大林民族解放的思想理论，印度毕竟是世界反帝反殖斗争的重要一环，并且摆脱了殖民帝国的统治，因此苏联应予支持。另一方面，从当时教条的理论来看，尼赫鲁政府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甚至诸如土邦王公的代表，在政治上有反动的一面。印巴分治也是印度资产阶级、地主与英帝国主义交易的结果。因此，一方面印度和苏联在1947年4月14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独立初期，两国的关系一直相当冷淡，即便尼赫鲁派其胞妹任印度驻苏大使，斯大林也以没有时间为由，不接见她。50年代初，印度对苏联支持印度共产党一直表示不满，使尼赫鲁在对苏关系上谨慎从事。而苏联对尼赫鲁的中立主义也持怀疑态度，批评其形式上中立，实际上亲西方。由此，两国在整个斯大林时期，大体上是冷峻相对，但互利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偶尔为之。如1953年英迪拉·甘地应邀访问苏联，双方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

自1955年起，印苏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美巴的军事同盟促使印苏接近。赫鲁晓夫“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主张，导致苏联对尼赫鲁中立主义从批评转而赞同。1955年12月29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说：“印度在我们和其他国家之间采取中立地位，我们对印度领导人的立场是完全理解和支持的。印度的确是中立的国家，它值得我们以及其他国家对它表示信任和尊敬。”另一方面，印度对苏联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经济发展排位秩序十分赞赏，“二五计划”也有所借鉴。1955年2月双方迈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一步，签订了有关比莱钢厂的协定，苏联以优惠的条件帮助印度建设第一个大型国营钢铁厂。借此友善气氛，苏联主动邀请尼赫鲁来访并作了精心准备。如组织翻译小组，赶在尼赫鲁访问前夕，翻译出版了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组织撰写一批介绍和赞扬印度的文章。6月1日《真理报》称赞，在苏联和印度的努力下，平息了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在访苏的16天时间里，尼赫鲁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会谈。苏联甚至建议提名印度为第六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好在当时尼赫鲁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暂时搁置一边。最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精神及全面核裁军等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1955年11月至1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进行了回访。苏联向印度提供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并且还公开表示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在要求从葡萄牙手中收回果阿等问题上的立场。12月10日赫鲁晓夫在访问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时宣称，克什米尔的问题已有了结局，它应作为印度的一个邦。据说，如此直白之语令尼赫鲁都深感吃惊。11月27日，布尔加宁在马德拉斯表示，继续保留果阿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这是文明社会的一种耻辱，苏联人民支持印度一扫殖民主义残余。1961年12月，当印度最终以武力收复果阿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表示了坚决的支持。

同样，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貌似中立，实际对印度明显偏袒。1959年8月25日，印度入侵西藏朗久地区，中印双方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9月9日晨，苏联驻北京代办向中国提交了准备发布的塔斯社声明的副本，声明以“中立”的态度对朗久事件表示“遗憾”。中国政府立即要求苏联不要发表，但苏联置之不理，当晚就将声明公诸于世。同一天，莫斯科与新德里还签订了向印度“三五计划”提供3.78亿美元贷款的协定，表明了苏联的偏袒态度。以后苏联不断向印度追加援助款项，在“三五计划”期间达到5亿美元。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是从1960年开始的，并以十分优惠的条件向印度提供先进武器。如1962年印度购得两个中队的米格-21战斗机，而中国当时装备的是米格-19战斗机。中印边界冲突之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燃料供应。此时印度的订单中包括有米格飞机、地对空导弹、轻型装甲车和潜艇，苏联对于印度似乎有求必应，显得十分慷慨。1964年印度国防部长访苏，签署了“军事援助协定”，至此苏联提供的年度军援共计1.3亿美元，超过美国同时期提供的数字。

尼赫鲁时期的中印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到恶化的过程。1949年以前，印度国大党及独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和好关系。印度国大党运动和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在19世纪末几乎同时起步的。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成立，1894年中国兴中会成立，这两件事不仅对各自民族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也使中印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任务。1927年1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对殖民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国际大会”上，两国代表首次正式接触并发表了联合声明。旅居欧洲的尼赫鲁与中国广东革命政府的代表团共同商定了两国民族运动的九点行动建议，主要有加强通气，广东革命政府代表常驻印度，互相访问和中国代表出席印度国大党年会，等等。尼赫鲁关于这次会议给国大党写了一个报告，在谈到同中国的合作时，说：“我们目前应该尽力而为，但更重要的是奠定将来合作的基础。英、印、中的联合声明定下了明确的行动路线。”

甘地、尼赫鲁等深切关注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7年8月30日，尼赫鲁在给梅农的信中说：“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和同情中国。”为争取印度国大党的支援，宋庆龄、陈铭枢等曾致信尼赫鲁，尼赫鲁在回信中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敬意，表示尽可能提供支援。1938年8月21日，尼赫鲁在加尔各答的《前进》上登载了“为什么印度支持中国？”的文章，指出中国与印度一样，也是为了民族自由而战。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忘记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和印度医疗队，他们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1937年底尼赫鲁收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求助信。翌日，国大党哈里普拉年会上通过了由尼赫鲁发起的帮助中国的决议，包括派医疗队援华。印度国大党还在各地举行“中国日”活动，在这一天里，举行声援中国的集会，悬挂中国国旗，不买日货以及向中国捐款等。1939年8月，尼赫鲁出访重庆，实现他要向英勇战斗的中国人民亲自致意的愿望，尼赫鲁在渝向中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转达印度人民的同情，并希望中国内部团结御敌。很遗憾，由于欧战突然爆发，尼赫鲁不得不中断访问，提前回国，未能实现访问延安的愿望。1939年7月11日他在复毛泽东的信中，说他期待着与毛泽东的会晤。

1942年2月4日，蒋介石夫妇出访印度，与英印政府磋商远东战局，蒋介石和夫人一行在加尔各答拜访了住在比尔拉家中的甘地。双方交谈了六个小时，讨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及甘地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运动。拜访中的一段趣事，至今成为佳话。在双方交谈半小时后，甘地向蒋介石提议：“尊夫人的英语如此流利，声音又如此美妙，你同我一个平民晤谈，可否不究官方形式，请尊夫人为我们翻译（原为董显光翻译），让我有机会多听听她美妙的声音。”当宋美龄表示最近一年多来，她已基本不充任翻译，而由译员代劳时，甘地开玩笑说：“那么你不是一位贤内助了。”蒋夫人也取笑说：“他不是和一位译员结婚，他是和一位女士结婚。”结果蒋介石夫妇同意了甘地的要求，余下四个多小时的交谈都由宋美龄翻译。尼赫鲁则一直是访问团的座上客，他与胞妹潘尼迪夫人及女儿英迪拉·甘地与蒋介石及代表团成员进行多次长谈。蒋介石临别前在加尔各答广播电台发表了一篇演讲，提出严正呼吁：“我希望我们的盟邦英国不久将给印度人民政治实权。”事实上，蒋介石以后也曾劝说罗斯福迫使丘吉尔给印度独立，以减轻日本对中国战区的压力，增强盟国力量。蒋介石以后曾致信甘地邀请他访华，但甘地由于健康原因终未能成行。

1943年4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就柯棣华大夫逝世，致函印度国大党，表示了对这位国际主义大夫的悼念和敬意，“中国军队和人民从此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印度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战士”。朱德在柯棣华的墓碑上写道：“生长在恒河之滨，斗争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还有，当日本军队封锁了滇缅公路后，盟国的援华物资有一部分从印度经西藏运进各战区。卡拉奇一度成为援华物资的重要集散口岸。通过西藏联系中印的交通线有三条，另外还有从阿萨姆丁江机场飞越喜马拉雅山抵昆明的“驼峰航线”。大战期间为保障中国的军需供应，这些通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独立后的印度与国民党政府继续保持着和好关系。1946年9月7日，尼赫鲁在广播讲话中阐述外交政策时，特别谈到与中国的关系。他说：“中国，我们的邻居，是有着伟大的过去的伟大国家，多少年来一直是我们的友邦。这种友谊将会持续和增长，我们真诚希望中国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发挥重大作用。”中印两国不久决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原驻中国的印度专员梅农升为大使。梅农奉调回印后，由著名学者兼政治家潘尼迦赴南京出任驻华大使。中国也将驻印度专员公署升格为大使馆，并且特地派学者及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博士为驻印大使。1947年2月5日晚，罗大使到达新德里，成为世界各国驻印大使莅任的第一人。

1947年8月15日零时，印度独立大典收到了一件独特的礼物，这是罗家伦大使赠送的英文诗“为印度自由而高歌”。这首诗用金边镜框装饰，留书“印度国会惠存”。此前，尼赫鲁已读过这首诗稿，并送交宣传部，指令印发各报，在8月15日同时刊载出来。另外，据罗家伦记载，几经他手为印度帮忙的事共有14件，他都对尼赫鲁列举过，这包括建议印度国旗采用阿育王轮和移交权力定为零时等。

1949年，蒋家王朝已濒临灭亡，印度的对华政策也悄悄变化。4月20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退至广州，此前曾通知各国使节同迁广州。当时苏联也把使馆迁穗，但潘尼迦大使却留在南京，直至1949年10月偕夫人直接回到新德里。在滞留南京期间，他把使馆人员名单及财产清册送交新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政府对于是否承认新中国分歧不大，但在时间上意见不一。帕特尔认为不宜过早，但尼赫鲁认为，一个足够强大又受人民拥护的政权屹立在亚洲，你不能视而不见，并且如果跟着别人后面承认，就显示不出印度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49年12月30日，尼赫鲁致照周恩来，正式承认新中国并希望建交，同一天还要求国民党政府撤销驻印使馆（1950年1月25日正式撤馆）。1950年4月1日，中印同时宣布建交并互派大使。印度是非共产党国家中第二个承认中国的（缅甸为第一个），但是第一个建交的。原本印度应与英国一起采取行动，后来尼赫鲁决定单独先行。

两国建交后，尼赫鲁积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尼赫鲁为此曾公开批评竭力反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50年7月1日，尼赫鲁写信给杜鲁门，16日去函斯大林，建议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来换取朝鲜战争停战。不管怎样，此举支持中国的用心还是可鉴的。即便在1961年11月，尼赫鲁还对美国电视采访记者表示，对占据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视而不见，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难以得到解决。此外，在台湾归属问题上，尼赫鲁一贯主张一个中国的原则。印度与北京建交时，就与台湾断交，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时，就主张台湾的代表从联合国撤出，这些都明确表示印度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1953年9月，尼赫鲁在人民院表示：北京和台湾谁能代表中国呢？台湾提出的任何承诺，在中国大陆能实行吗？肯定不行，所以台湾无法代表中国。1955年2月25日尼赫鲁在人民院再次表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岛归属中国，这是无可争议的”。

所谓西藏问题，一直在中印关系中起着重要和关键的作用。这需追溯到英印殖民政府侵略西藏的历史。1774年哈斯丁斯任印度总督时，就开始了策划略藏的图谋。他们作了长远打算，采取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的方式，一步步吞并西藏。初始英印殖民政府以发展商务贸易为名，在1774年、1775年、1777年、1782年，四度派员赴藏，进行刺探。接着，1816年英印政府军逼加德满都，迫尼泊尔订城下之盟，1861年又以威胁手段迫锡金订《英锡条约》，此后英国以尼泊尔、锡金的保护国自居，扫清了入藏的通道。

英人开始直接侵略西藏有两次战争。1887年，英国驻华公使华夏姆屡次向清政府抗议，声称驻扎在锡金的藏兵阻碍了商路，印度总督将以武力驱逐。在英人的威胁下，清政府强令西藏撤兵，但遭到西藏地方政府反对，因为是时锡金和不丹附属于西藏。1888年3月20日，2 000余英印军队在格拉哈姆率领下，向藏军发动进攻，击败西藏锡金联军。1890年3月17日，不平等的《中英藏印条约》签订。据约，锡金脱离中国，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893年12月，又签订《中英藏印条约补遗》，规定1894年9月1日起，西藏境内的亚东开关，任由英商前往贸易，并可派员进驻。

由于藏人对亚东开为商埠等事项有强烈抵触情绪，加之印度总督寇松好大喜功，竭力主张排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使西藏成为英国保护下的“缓冲国”。1902年5月，寇松以西藏不履行条约为辞，发兵自锡金入藏。1904年江孜战役中1 500余藏军浴血奋战，全军覆没。8月英军渡曲水，攻入拉萨，达赖逃往青海。9月7日，西藏代表与英印军将领荣赫鹏签订《拉萨条约》，条约要害是排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国纳西藏为保护区并意图独占。但清廷未予签押及批准，故该条约无国际法依据。

1905年，清廷派唐绍仪为全权大臣，赴加尔各答会谈。双方争执的要点是，唐绍仪力争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而英使只承认中国在西藏有宗主权。另外，俄美等国亦反对英国独占西藏，不断施加压力。1906年4月中英正式签订《续订印藏条约》，尽管中国挽回了在西藏的部分权利，但它无疑仍是不平等条约。该约规定：“英国应允不占并藏境，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1908年，根据《续订印藏条约》第三条规定，清政府派张荫棠为全权大臣，至印度与英人正式签订《中英续行藏印通商章程》，共十五条。要点有四：各商埠事务由中国官吏督饬藏官办理，英国驻藏商务专员不得自用卫队，治安秩序由中国警卫负责维持；划定商埠界限；指定通商路程，英商入藏不得另绕别道或潜往西藏内部；由中国收回英人从前所建沿途旅舍等。

印度独立之初，英国移交权力时，把在中国西藏享有的不平等特权，一并交给了印度。这些所谓的特权显然是英国侵略中国西藏的遗产。中国和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分歧已初露端倪。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印度大为不满，照会中国外交部，称印度对解放军进藏“深表遗憾”，并向藏军提供军火。中国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印度的态度才有所收敛。1951年5月23日，《十七条协定》在北京签署，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还是暂时保留了印度与西藏交往的现状，但阐明了原则和立场。据资深的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记载，1952年6月周恩来就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递交的《关于印度在西藏利益现状》，对印度驻华大使表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当时，尼赫鲁以一种现实的态度，权衡利弊后，采取明智方式，积极推进中印关系大局。

1953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代表团就西藏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双方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互换了照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和葛伦堡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印度在亚东、江孜和葛大克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中国指定亚东、江孜、帕里和葛大克等13处为贸易市场，印度同意按习惯在葛伦堡、西里古里和加尔各答等地进行贸易，并同意将来考虑在靠近西藏阿里地区的印度边界指定贸易市场；此外两国还就朝圣香客的过往和印度撤退在西藏的卫队达成协议。这个协定对中印关系来说具有开创新时代的意义，为中印关系的发展铺平道路。首先是印度政府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协定中，明确了对我国西藏的态度。协定标题直称“中国西藏地方”，这是一个带有主权意义的提法。其次，印度放弃了从英国继承下来的在西藏的特权，这样中印两国就消除了过去遗留的不平等关系。第三，中印各自在对方互设商务代理处和开放贸易市场，有利于经济交流的发展。印度《民族先驱报》评论，“随着西藏成为中国的西藏地区，印中关系向前发展变得不可避免了”。

中印两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互相支持，互相合作，也使双方有了更多的共同点，关系更加融洽了。印度曾拒绝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原因之一是没有中国参加。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在6月27日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向南朝鲜提供援助；7月7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正式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并以联合国名义同北朝鲜作战。印度对上述两案均投了弃权票。以后，尼赫鲁积极做冲突各方的调解人，并指出解决朝鲜问题不能撇开中国。1950年12月6日，尼赫鲁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步骤，即停火、划定非军事区、谈判。当战争双方进入谈判时，印度直接参加了战俘遣返工作，并且是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主席和执行人，还为此提供了工作人员和警卫队。印度为解决朝鲜战争问题所作出的贡献是全世界一致公认的，也得到了中国的称赞。在此期间，美国为报复印度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曾否决了印度购买美国谷物。中国尽管粮食供应相当紧张，但还是慷慨向印度提供了近67万吨粮食。

中印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妥善处理国际事务发挥了巨大的影响。1954年4月29日，中印交通协定的开头写进了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两个月后，在周恩来和尼赫鲁的联合声明中，两国总理向全世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五项原则是国家之间睦邻友好和国际间和平繁荣所不可或缺的行为标准，也是中国的一贯外交立场和印度的不结盟目标这两股强大的主动力碰撞而发出的火花。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次全会上的报告，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都阐述道：“我们愿意同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就印度方面而言，五项基本原则称为“潘查希拉”，该词源出于梵文“Panchshilla”，意为“和平五原则”，原是用来约束个人行为的准则。尼赫鲁把它同印度的传统联系起来，认为这可追溯到阿育王，他曾把类似的原则镌刻在岩石和石柱上。尼赫鲁还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印度的不结盟不是自我封闭，而在与各国的交往中，需要一个准则，这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五项原则的意义和影响可以从双边和多边的角度来考察。首先它是中印两国的共同愿望，并为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其次它为国际社会提出了若干行为标准，这些标准是在总结了前人经验和当今的世界局势后得出的，这些原则对于消除国际对抗和维护世界和平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第三，五项原则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友好相处树立了典范，它把意识形态的争论抛在一边，而谋求建立一种正常的国际秩序。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中，这一点有着特殊的意义。今天，五项原则被这么多国家提倡和遵循，这充分体现了它的价值。

1954年印度支那战争成为世界冲突的热点之一。4月26日解决这场战争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式开始。参加国有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等，印度虽然因未能与会而恼火，但仍十分关心印度支那局势。尼赫鲁认为这场战争并非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亚洲民族主义反对外来殖民主义的斗争。鉴于这一立场，印度积极“穿针引线”，与各方频繁接触。如在会议期间，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十多次与周恩来会晤。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印度，与尼赫鲁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就印度支那问题交换了意见。另外，尼赫鲁还提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建议。因此，当日内瓦会议印支协定签订后，周恩来立即给尼赫鲁发去贺电，对印度的努力给予很高评价。他说：“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所签署的协议，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从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里我愿指出，您不仅早在日内瓦会议开始之前就表示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愿望，而且您与其他的几位科伦坡会议国家的总理们共同努力，推动了日内瓦会议的进程。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您又指派梅农先生去日内瓦，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您的努力毫无疑问是促进日内瓦会议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请允许我为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同样向阁下和您的政府祝贺。”世界诸多国家对印度所作的努力也十分赞赏，因此日内瓦会议成立的国际停火监督委员会由印度出任主席。

1954年至1958年间，中印友好迅即达到了高潮。1954年6月梅农向周恩来发出访印邀请，周恩来欣然答应并宣布当月成行。进展如此之快，令印度感到出乎意料，尼赫鲁推迟了去喜马拉雅山的度假，以迎接中国客人。周恩来访印时双方发表了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印总理联合声明》，声明认为这些原则运用于国际关系中“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将为信任感所替代”。

1954年10月19日至31日，尼赫鲁受邀首次访问新中国，这也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中国极为重视，尼赫鲁到达北京时，受到50万群众的夹道欢迎，中国政府与国务院的领导人几乎全都出席了欢迎宴会。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与尼赫鲁举行了三次会谈，中方参加的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驻印大使袁仲贤等。10月19日毛泽东与尼赫鲁第一次会谈，主题是“东方国家的共同点”，例如中印有共同遭受西方欺负的经历，“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都处于弱国与有着共同的处境，等等。毛泽东强调，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都想尽快发展我们各自的国家”。10月21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总理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出席。席间，双方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话题，简单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10月23日毛泽东与尼赫鲁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第二次会谈，探讨的主题是“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讨论中，毛泽东与尼赫鲁发生了意见分歧，相持不下。这场友好争论达成的共识是：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10月26日，第三次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谈伊始，带有惜别的气氛。尼赫鲁对在座的周恩来说：“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毛泽东则吟诵了屈原的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尼赫鲁感叹：“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适用。”毛泽东说：“中国是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接着，双方重申了前两次会谈中阐明的一些观点。然后，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

周恩来与尼赫鲁举行了四次会谈。通过会谈，双方巩固了两国政府关于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以及周恩来访问印度的成果。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创议中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对亚非会议的赞助，表示中国愿意参加这个会议。通过两国领导人多次成功的会谈，增进了互相了解，消除了一些不信任，使中印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发展得比较顺利。

1956年底至1957年初，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周恩来总理对印度进行了四次访问。对于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12月9日周恩来在加尔各答市民的欢迎会上，不无动情地说：“当我们看到千千万万的印度人，不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也不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走到街上来欢迎我们，手里挥着印中两国的国旗，向我们欢呼‘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国是兄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决不能看作是一种外交礼节，或者是什么例行的仪式，它只能是两个伟大民族从心里深处发出的伟大的友谊，是蕴藏着伟大的力量的友谊。”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西藏叛乱和边界问题，中印关系逐渐恶化。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区上层集团策划了武装叛乱，达赖喇嘛仓皇出逃。印度自认在文化和商业上与西藏关系密切，并始终认为西藏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甚至希望西藏成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因此印度对属于中国内政的西藏事务横加干涉。达赖到达印度后，印度外交部官员率武装部队迎接，尼赫鲁赶去达赖下榻地与其会面。达赖所谓“声明”的英文本也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给报界。自1959年3月17日至5月8日，尼赫鲁在议会九次发表同情和支持西藏叛乱的讲话。印度官员、媒体也对中国大肆诽谤。中国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击，一方面中央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一举荡平西藏叛乱，另一方面1959年4月15日《人民日报》“观察家评论”点名谴责了印度国内对中国平叛的叫嚣。5月6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系统而有力地驳斥了尼赫鲁的观点。

西藏叛乱以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原先潜伏着的边界问题，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1962年10月的边界战争。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率先发难，向中国提出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以上的领土要求。因此，有必要对中印边界争议问题作一简略回顾。

中印边界全长约2 0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三段。新疆、西藏与印控克什米尔的拉达克接壤的一段称为西段，印度在西段提出的领土要求达3.35万平方公里。西段东南端到中国、印度和尼泊尔三国交界处为止的一段称为中段，印度在此段占据着我国领土约2 000平方公里。不丹以东的一段称为东段，涉及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属问题。

在西段，印度一再对属于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提出领土要求。“阿克赛钦”源于维吾尔语，意为“中国的白石滩”。早在清朝时，中国的军队一直在那里设防和巡逻。1865年印度测量局的官员约翰逊划出了一条从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的边界线，把整个阿克赛钦和喀喇昆仑山以北的大片土地划入印度版图。1868年上述勘测的结果正式编成地图出版。19世纪下半叶，英国与俄国在中亚的“大角逐”越演越烈，这使清朝政府警觉起来。1892年中国对边界表明了态度，派人在喀喇昆仑山口树立界石，并踏勘了阿克赛钦。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新疆通过阿克赛钦进入西藏。从1956年3月到1957年10月，中国修筑了新藏公路，全长1 200公里，其中180公里通过阿克赛钦地区。印度驻华大使将公路竣工的消息并附上简图报告新德里，经派人巡查，印度政府才知道这条公路穿过了印度所自认的领土。1958年10月18日，印度政府给中国备忘录，声称对中国在印度领土上筑公路表示惊讶和遗憾。1959年12月17日，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表示，从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到1958年9月印度武装人员侵入阿克赛钦为止，中国方面在自己领土上进行了大量活动，而印度方面一无所知。这实际也说明了该地区的归属问题。

东段的争论焦点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否合法。清朝政府垮台，英国政府中那些坚持“前进路线”的人跃跃欲试，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1913年10月13日西姆拉会议召开，会上背着中国代表，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进行了秘密换文，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偷偷标在会议条约草案的附图上。中国代表和驻伦敦公使都在当时发表声明，不承认英国与西藏地区的任何条约。1937年“麦克马洪线”始现于印度测量局的地图上，注明“未经标界”。英国撤出印度前，才开始在地面上实际占领该线以南地区，这占领过程到50年代初完成。此时，尼赫鲁在议会，在面对媒体，以及在许多外交场合，一再肯定“麦克马洪线”，甚至1954年在印度官方修订的地图上，将“麦克马洪线”改为已定国界。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这条非法的边界线。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9月8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重申“中国绝不承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但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

1959年8月25日，朗久事件爆发，是日印度武装部队甚至越过“麦克马洪线”，与中国边防人员交火，引发了第一次公开武装冲突。8月27日在中国军队反击下，印度武装部队退出朗久。10月20—21日，西段的空喀山口两国军队又一次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为和平解决事端，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建议双方军队从各自控制线后撤20公里，停止巡逻，并尽快举行两国总理会谈。1960年4月，周恩来亲赴新德里希望合理解决边界争端。会谈中，尼赫鲁坚持“麦克马洪线”是合法边界线，阿克赛钦地区应归属印度，中国修筑新藏公路是对印度侵略。4月22日周恩来提出合理解决争端的五点建议：应通过谈判，合理、对等、友好地解决边界；现存的实际控制线可作为划界的根据之一；划界的地理条件都应考虑；不应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双方要顾及民族感情。4月25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又提出六个“共同点”，其内容与上述五点基本相同，加上了双方在边界应停止巡逻，给商谈一个安宁的气氛。由于尼赫鲁受到印度国内甚嚣尘上的反华舆论压力、国大党内部批评的压力，由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前者明确表示支持，后者意在偏袒，也由于尼赫鲁本身威望下降，他急于改变抱怨和不信任，因此，政治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恢复两国友好的机会被遗弃了。

印度政府又一次祭出了“前进政策”，这名词让人回想起19世纪英国参谋部的那些扩张分子。此时，前进政策就是尽可能多地在中国哨所的空隙地带建立印度哨所，切断中国的供应线，直接与中国军事对抗，图谋领土要求。它是一种攻守兼备和一举两得的策略，既可以压迫中国哨所后撤，又可以造成印度在争议地区存在的事实。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后来提出，“因为印度军队是在自己国土上执行任务”，所以“前进政策”提法欠妥，应是“前进运动”。从1961年起，印军在西段新设军事哨所43个，在东段新建约24个军事据点，有些哨所就设在中国哨所几米之远，有些干脆设在中国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哨所形成犬牙交错局面。中央军委按照毛泽东指示，定出了反蚕食斗争的“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存”。

印度在完成军事部署后，1962年10月10日印军一个连渡过河试探性地向中国扯东哨所发起进攻。12日尼赫鲁讲话，“我们的指令是解放我们的领土”，并下令把中国军队“清除掉”。14日国防部长梅农声明，决心与中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支枪。同日的《人民日报》中，中国政府警告尼赫鲁：“悬崖勒马吧，不要拿印度军人的生命做你的赌注。”17日印军在东、西两段同时炮击中国阵地。同一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10月20日凌晨，中国军队全线自卫反击，东西两段推进顺利。10月24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提出三项建议：尊重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以此线为准，双方军队后撤20公里；两国总理举行会谈。印度政府拒绝建议，反而提出因“前进政策”新获得的约1.3万到1.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并且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发布军事总动员。11月14日全线战斗再次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周激战，把印军全部赶出中国领土。19日惊恐不安的印度政府两次致信美国总统肯尼迪，要求美国派兵直接干预。2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经研究决定，主张采取积极步骤，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扭转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21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自22日零时起单方面停火，军队从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并保留自卫反击的权利。中国军队从12月1日起后撤。印度政府尽管仍然态度强硬，重提恢复1962年9月8日前的边界状况，但实际上印度军队遵守了停火，避免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停火以后，中国政府遣返了全部印度战俘，交还了缴获的印方军用物资。边界战争后，中印外交关系从大使级降为代办级，官方与民间的往来一度中断，中印关系陷于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