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3日，在英国向德国宣战的同一天，殖民政府按照内阁的命令，宣布印度进入战争状态。印度民族又一次被剥夺自主的权利，无端被拖入了世界大战。但是，印度民族的态度，比之于1914年时，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不再是全印群情激奋，坚决支持宗主国，而是显得超然与成熟，有条不紊地按既定方针，从事着自身的事业。各党各派的反应也各不相同。

1938年7月23日，甘地沿用其一贯的非暴力思想，去信希特勒，企图进行劝解，“你是今天世界上唯一能阻止战争的人，战争将使人类沦落为野蛮。不管你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难道非要付出战争的代价吗？摒弃战争方式就会一无所获吗？”9月5日，英德宣战的第三天，甘地发表声明，表示“同情英法两国”。9月8日，甘地收到波兰前总统巴特列维斯基的电报，吁请甘地：“为波兰人民争取同情与友情。”甘地复电表示“全心全意同情为自由而奋斗的波兰人民”，“为勇敢的波兰人民祈祷”。9月11日，甘地在社论《我的同情》中表示：“总之，我的结论是希特勒应该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

9月14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了尼赫鲁起草的决议，对殖民政府未经印度人民的同意就宣布印度参战，表示强烈的不满。决议谴责了法西斯，谴责了纳粹的理论和制度。同时表示印度人民不同意将他们的资源用于帝国主义目的，也决不愿意被拖入一场所谓的为了民主和自由的战争中去，因为“印度本身未得到民主，而有限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如果“大不列颠是为了维护和扩展民主而战，那么它理应在所辖范围内先结束帝国主义，予以印度充分民主，充分的自决权”。决议还敦促英印当局，战时成立国民政府，它只对中央立法会议负责。鲍斯一派则冷眼旁观，等待着时机。

穆斯林联盟带着明显的教派主义色彩注视着欧洲，寻求着可利用的机会，为印度穆斯林的现实服务。1938年10月8日，真纳在穆斯林联盟卡拉奇会上，谴责英国人对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行为，说英国“把朋友抛给了狼”。他甚至把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与印度穆斯林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受到欺压，处于悲惨境遇。他称赞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对压迫及虐待他们的捷克人进行有力的自卫”，表示相信穆斯林也有能力在次大陆上实现“民族的完整和抱负”。1939年9月18日，在英德宣战后，穆斯林联盟通过决议，表示了对英法等国的同情。决议还指出，英国要获得穆斯林联盟的全力支持与合作，须满足两项要求，即在国大党执政的省能予穆斯林公平待遇；制订新宪法应征得穆斯林联盟的同意。

印度教大会在9月10日通过决议，表示通过支持英国作战，来保卫印度。同时希望能进入中央议会及政府，希望殖民政府不偏袒穆斯林，以及多征募印度士兵。

许多土邦的王公们声称，将尽其力量并无条件地支持英国作战。

殖民政府继续着一贯的“抚慰与镇压”和“分而治之”的手段。印度总督在宣布印度参战的同时，发出请柬，邀50名印度各方领袖会商。9月26日，包括甘地、普拉沙德、尼赫鲁、鲍斯、帕特尔、真纳等领袖都出席了总督召集的西姆拉会谈。由于英印几方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会谈无任何实质性结果。10月17日，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承诺战时扩大总督行政会议，增加印度人士的名额；成立战时指导委员会，由印度各政党和王公的代表组成；战后协商修改1935年印度政府法，但只承诺给予印度自治领地位。

国大党对英国政府的表态深感失望。10月22日工作委员会通过了较为强硬的新决议，宣布不支持英国的战争，要求宗主国承诺印度战后独立，成立战时责任政府，成立全民选举的制宪会议并由它制订印度宪法。决议还表示，英国政府若不满足这些要求，国大党将再次发动国民不服从运动。工作委员会还决定，国大党主持的省政府全部辞职。结果在两个月内，国大党主政的八省省政府全体辞职。

穆斯林联盟从伊斯兰教教派的利益出发，采取了与国大党针锋相对的政策。当国大党八省政府辞职，省督接管并重组政府时，穆斯林联盟表示愿意参加，并号召穆斯林以12月22日为“解救和感恩日”，庆祝穆斯林摆脱了国大党的“压迫、暴虐和非正义”。穆斯林联盟此时还要求殖民政府承认其是印度穆斯林的唯一代表。殖民政府则又一次祭出“分而治之”法宝，1940年4月18日，印度事务大臣声明，印度制订宪法必须以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达成协议为前提。

大战初期，印度共产党坚持反战反英的路线。由于处于非法状态，共产党员常以国大社会党身份组织一些群众反战大会和示威游行。1939年10月，印共政治局通过决议，指出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印度人不应该支持英国作战，甚至可利用战争危机，争取民族独立。1940年3月，印共与国大社会党矛盾激化，国大社会党进行党务整理，清除了所有的共产党人。在这变革时刻，印度共产党领导层决策错误，认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时机已到来，准备进入武装起义，结果招致殖民政府的严厉镇压。印共领导及一批中坚分子共480人被捕，斗争陷入低潮。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印度共产党认为世界大战的性质已演化为一场世界人民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因此印共由反英反战转变为全力支持英国反法西斯战争。他们宣传“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从前线”，并且发动大生产运动，禁止工人罢工，还积极为战争征募印度士兵等。1942年7月，为了对印度共产党的转变作出表态，为了向苏联表示友好姿态，为了显示英国的民主，英印政府取消了对印度共产党的禁令，释放了印共囚禁人员。印度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后，组织迅速扩大，一度成为印度的第三政党。

1940年春夏，德国在西线攻势凌厉，占领了西欧和北欧，大规模空袭英伦三岛，英国陷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5月丘吉尔上台组阁。6月印度总督林立兹哥分别邀请甘地与真纳到西姆拉会谈。真纳在会谈中提出了印度分治等一系列试探性要求。根据总督与甘地的会谈，7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浦那会议提出建议，组建战时责任政府，印度战后独立，重新实施省自治。如果条件得到满足，国大党允诺放弃反对战争的信条，全力支持英国作战。8月8日，林立兹哥根据真纳的要求以及国大党的浦那建议，发表了声明，即“八月建议”。声明暗指，英国不会把权力只移交给一党统治的政府。声明拒绝了印度战后独立，其政策仍停留在1939年10月的白皮书的承诺，如扩大中央行政会议，增加印度人士，组建战时指导委员会，由各党派和土邦王公组成等。英国政府赞同战后成立“基本上由印度人自行负责”的制宪会议，制订新宪法，但希望战时暂不讨论。另有一事值得一提，6月甘地与真纳同时滞留西姆拉期间，当地印度民族主义者希望两位领袖能推心置腹交换意见，但由于双方的分歧难以弥补，遭到两人的拒绝。

对于“八月建议”，穆斯林联盟是静观时局，等待时机，如真纳所说，持“善意的中立”。国大党则又一次体会到甘地的无奈之言：“国大党要求的是面包，得到的却是石头。”9月15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孟买会议授权甘地领导新的不合作运动。10月17日甘地宣布开展“个人不服从运动”。运动又一次充分体现了独特的“甘地风格”。先是个人不服从，即一个人、一个人进行反战演讲，前者被捕，后者跟上，不断延续。接着是集体不服从，由领导以集体名义发表反战演说，仍是前赴后继。最后是一批批四出宣传，前一批入狱，后一批跟上。直至1941年6月，约有2万余人被捕，国大党领袖们自尼赫鲁起，几乎全部先后身陷囹圄。由于运动的组织和进展全部操纵在甘地手中，它的每一步都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因此这次不合作运动全无前两次民族运动时的声势，对殖民当局亦无多大损失，但国大党组织却大伤元气，一度运转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