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政治格局的形成与这一时期的民族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总态势进入了“甘地时期”。甘地审时度势，创立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印度特色的斗争手段。印度沦陷为殖民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全都由殖民政府掌控，印度人民根本没有暴力革命的能力，甚至没有通过民族战争赢得独立的意念。因此，非暴力手段既迎合了印度传统的宗教思想，又与客观实际和特定时代相符合。甘地认为这是印度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并赞赏为“非暴力是印度对世界的贡献”。印度人民在新领袖的指引下，以一种切合实际的斗争方式，努力争取民族自主，并渐渐看到了曙光。印度穆斯林的历程铸成了战后南亚政治局势的另一侧面。文化教育运动，不管是西方派的革新，还是传统派的改良，培育出了印度穆斯林的新一代。哈里发运动进一步发动了广大民众，印度穆斯林转向了反对殖民政府，争取自身利益的政治斗争。在运动中，穆斯林在思想上和组织能力上有了明显提高，领导核心逐步形成。当阿里兄弟、巴利等随着哈里发运动的消退而渐趋黯然失色时，韬光养晦的真纳逐渐从背景中显现，承担起了领导印度穆斯林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