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大战炮火的洗礼，印度民族已经觉醒，要求自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面对如此局势，从战争中喘过气来的英国政府，经过周密慎思，制订出了软硬兼施的策略。

1918年7月，印度事务大臣蒙塔古与印度总督蔡姆斯福德，以《蒙塔古宣言》为基础，拟定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并由两人联署发表。1919年底该方案在英国议会通过，经修改后定名为《印度政府法》，1921年开始实施。这就是英国殖民政府推出的所谓宪政改革，以图用“抚”的手段将印度民族的自治要求，纳入设想的轨道。

《印度政府法》规定的目标，与蒙塔古宣言如出一辙，仍是通过一系列渐进阶段，逐步建立责任政府。其主要内容有：立法机构改为两院制，由国务会议和立法会议组成，分别类似英国的上院和下院。国务会议有60人组成，其中26人由总督指定，34人经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共有145席，其中105席选举产生，在余下指定的名额中，26席为官员，14席为非官员。省立法机构仍行一院制，称立法议会，议员的名额有所增加，其中70%由直接选举产生，提名议员中，官员不得超过20%。中央与各省立法机构在选举时，仍设单独选区。行政方面，总督参事会增加三名印度人员。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负责制，中央管理国防、外交、交通运输、邮政、货币、公债、商业、司法、宗教、兵役等。有关税收和其他一些岁入项目，中央与地方也划分了各自范围。在各省行政方面，英印政府实行二元管理，各省的行政机构分成两部分，称为“保留部门”和“移交部门”，分别向总督和立法会议负责。“保留部门”包括治安、司法、森林、水利、饥荒赈灾、田赋管理和工厂监管等。“移交部门”管理教育、卫生、市政、公共工程、农业及工业的发展等。新法案对殖民政府的权力还有很大保留，它规定印度总督和省督对立法机构的各项提案拥有最后的确立权和否决权。还规定新法实行十年后，应成立调查委员会，审查实施情况，并提出是否进一步推进或限制建立责任政府的报告。

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改革方案与印度人民渴求战后获得自治的愿望，相差甚远。印度各派对改革方案提出了质疑。在国大党1918年8月孟买特别会议上，激进派反对改革方案，温和派主张有条件接受，最后的决议认为这是“不适当、不使人满意”的，建议修改此方案。1918年12月的德里年会则完全拒绝了改革方案。贝桑特夫人认为这“既不值得英国提出，也不值得印度接受”。真纳认为对这一方案“要持慎重的态度”，应该做的是，“面对这样重要的改革，我们应以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精力，先唤起民众”。

大战结束，殖民政府为了稳定统治，阻止印度民族运动发展，也使出了一系列的强硬手段。罗拉特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笼的。1917年12月10日，殖民政府成立了以英国法官罗拉特为首的委员会，调查处理印度社会治安问题。1918年7月，罗拉特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以及旨在镇压印度民族运动的法案发表，引起印度各阶层的不满。1919年3月，“罗拉特法”正式实施，它授权殖民当局可以随意拘捕任何嫌疑犯，不审讯就可予以不定期监禁。被捕者不得聘请律师及证人辩护。警方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印度人民的强烈不满爆发了。真纳谴责政府“无情践踏了大不列颠公开宣称的为之而战的原则”。“在其他任何文明的国家中，很难找到类似性质的法律的先例”。因此，“为了抗议这项法案的通过和通过法案的方法，我辞去中央立法议会的议员”。穆罕默德·阿里给蔡姆斯福德的信中，愤怒抨击：“罗拉特法正在实施最暴烈的手段，它终止了法治，代之以恐怖统治。”甘地号召印度人民把3月30日作为“抗议日”（后改为4月6日）并进行总罢工，掀起一个公民不服从运动。3月30日，德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殖民当局开枪镇压，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4月6日，大罢工、大示威在孟加拉、联合省、比哈尔、马德拉斯等各地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们在集会上进行极富鼓动的演说。殖民当局大为恼火，一度拘捕了甘地。

“阿姆利则惨案”表明，殖民政府对待印度人民反英的示威行动时，不惜进行严厉镇压，甚至斥诸血腥屠杀。1919年3月，锡克教中心阿姆利则不断出现群众性的集会、游行等反殖民政府的示威。4月10日双方冲突加剧，印度民众占领了火车站、电报电话局等要地。当晚，省督令戴尔将军率部队开进阿姆利则。4月13日是锡克人的宗教节日，近万名群众聚集广场，席地而坐，静听民族主义者的讲演。戴尔率军不经警告，就下令向手无寸铁的人群扫射，造成379人死亡，1 200多人受伤。殖民当局开始曾企图封锁消息，当全印掀起强烈的抗议运动时，就草草进行所谓调查。最后在1919年底通过“豁免法案”，公然为戴尔开脱。英国国内甚至将戴尔捧为英雄，一些贵族为他募集2万多英镑，作为嘉奖。

印度人民表示了十分强烈的愤慨，甘地及许多印度民族领袖谴责了这“肆意残暴和违反人道的罪行”。五十余个城市和地区的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殖民政府的暴行。拉合尔、卡苏尔等地区的人民还与殖民当局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们破坏了铁路，倾覆了军用列车，炸毁桥梁，袭击监狱、警察局和一些政府机关。孟买、加尔各答及阿马达巴德等城市举行了大罢工。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调查委员会在1920年3月发表报告，指责这次血腥屠杀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残忍行径”。

觉醒的印度民族再也不会任人宰割，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穆斯林为主的哈里发运动结合在一起，互相合作，彼此声援，迅速在全国掀起了民族运动的第二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