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印度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状况，其中的变化之大令人感叹，斯皮尔教授甚至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印度近代进程中的一条分界线。”

在这四年间，印度人对于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1914年前，绝大多数印度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是通过英国人展示给他们的。据《牛津现代印度史》记述，当时接受西方式教育的印度人毕竟是极少的一部分，一般印度民众认为，英国和俄国是世界两大强国，由于对英国海上力量的迷信，“在此烟幕笼罩下，他们对于其他欧洲列强和美国，只有一种迷惑和模糊的认识”。世界大战吹散了烟雾，不久印度人就认识到，英国只不过是实力相近的诸强之一，其海上力量也并非不可挑战。“1914年前的一种莫明荣耀感，现在看起来多少是一种羞辱”。英国的基座动摇了，它的威望在一般印度民众心中也是一落千丈。

1914年前，“自治”的设想尚处于创立阶段，总是在英帝国辖内规划。1918年后，“自治”包含的思想、内容、手段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在国大党多次决议中成为首要目标。不仅如此，世界大战还激起一种“革命”的意识，即便老一代较保守的国大党人，也在这战争年代中发生了变化，如瑙罗吉在晚年时大声呐喊：“当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波斯正在觉醒，当日本早已觉醒而俄国正在为解放而斗争，当这些国家都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时候，难道列于世界文明创造之林最早的印度帝国的自由公民可以在专制统治下苟安吗？”以后，甘地对“革命”的思想更是一次又一次进行了表述。

就印度民众对英国的态度看，从战争初期的热烈支持到战后的强烈反英情绪，形成很大反差。作为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以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被牵连进了这场战争。从印度教徒到穆斯林，从英印殖民地到土邦王公，在战争之初一致表示支持宗主国。战争对印度的政治期望给予一种新的动力，国大党希望通过效忠的行动，帮助英国政府度过困境，以图改进宪政，并获得英帝国内类似自治领的地位。穆斯林与土邦主们，或从教派考虑，或从本位出发，都期望在未来印度中获得更大利益。整个印度居然被动员起来，在人力和物力上尽其所能，给予英国极大支持。宣战一个月内，7万印度部队即开拔海外，以后不断征募新兵，不断派往海外，前后共达120多万，其中80万为战斗人员，伤亡超过10万人。1亿英镑的巨款作为军费开支，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英国。此外，土邦主们还争先恐后提供大量武器和金钱。知识分子也在报刊上连篇累牍为宗主国大肆鼓噪。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这种全力支持的热情开始降低，失望、继而反英的情绪不断增长。印度人付出如此高昂的“钱税”和“血税”，但对于他们所有的改革要求和期望，英国人只用一句话回答：“战后再说。”而同时他们却喋喋不休地号召印度人民，要对英国忠诚，要勇于作出牺牲。还有，百多万的印度士兵主要派赴法国、埃及和伊拉克，他们名义上是大英帝国的部队，但受到的待遇却十分悲惨。据记载，“一支印度军队登陆法国时，一阵激动，斗志昂扬。随着冬季来临，毫无准备的他们只能遥望着苏伊士运河，盼着冬装。随后一溃千里”。同样的组织混乱在伊拉克也发生着。但是，那些欧洲士兵的待遇要远远高于千里跋涉而来的印度士兵。这些丑闻在印度引起了对参战的反感。英印政府又一次在旁遮普征兵时，遭到了拒绝。这不仅因为前方传来的丑闻，而且穆斯林反对英国与土耳其开战，因为土耳其苏丹名义上还是穆斯林世界的哈里发。

付出了巨大牺牲，却仍然遭受民族压迫，并且宪政改革的要求一再遭到拒绝，印度人从失望转而斗争。1916年“勒克瑙协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此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携手合作，他们有时互相支持，有时并肩战斗。这为战后初期以穆斯林为主的哈里发运动，以及由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迅速掀起了民族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战争后期，有两个事件对印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一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对激进者来说，十月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印度的孟买、马德拉斯、坎普尔、拉合尔等地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也影响到印度其他一些阶层，如甘地说：“马克思的经济问题的调查分析，大概可以说是正确或者错误的，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认为要为被剥削的人做一些事情。”对于十月革命本身，甘地也有所欣赏，他说：“虽然俄国已经使用了很多粗野的力量，但是那儿的权力归属人民。”对一般的印度民众来说，“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反动堡垒崩溃了，是被压迫民族获解放的榜样”。第二个事件是1918年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尤其是其中“民族自决”的建议。印度民族主义者一时为之欢呼，他们认为，不管愿意不愿意，英国人事实上已经接受了威尔逊计划，一种新黎明即将拂晓的期待充斥整个印度。

对于印度一直要求在英帝国内实现自治领地位，英国政府的态度在四年期间，发生了一些变化。1914年前，英印政府仅在1909年《印度议会法》进行了部分宪政改革，并且其中还隐含着惯用的“分而治之”的手段。至于印度民族自治的要求，则不屑一顾。时任印度事务大臣的莫莱在论及议会改革与印度自治的关系时，他厌烦地提请不要将两者缠在一起，“那是两码事”。然而，大战之初印度各种力量争先恐后，各尽所能，全力支持英国作战，这令英国政府都感到意外。为了能源源不断取得印度的人力、物力、财力，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些值得印度民族主义者期待的言论。战争爆发仅三个月，英国首相艾斯奎斯就表示：“关于印度问题，今后恐怕不得不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了。”以后在言及战后印度的政治地位时，他许诺给予适度民族自治，以酬偿印度在大战中作出的奉献。继任的劳合·乔治首相也曾笼统表示，民族自决的原则可适用于战后的印度。但在具体付诸实施时，英国政府显然犹豫不决，除了“战后再说”千篇一律的回答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然而在对待持激进态度的民族主义人士方面，殖民政府仍然严厉镇压，如将穆斯林的阿里兄弟等投入监狱，将贝桑特夫人软禁等。但是，经过炮火洗礼的印度民众毕竟越来越成熟，勒克瑙团结的盛会后，印度人的力量也愈来愈强大。不懈的斗争，终使英国政府作出实行政治改革的承诺，这就是“蒙塔古宣言”。

1917年8月20日，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在英国议会宣读了政府有关战后印度的政策，并表示这是“国王陛下的统治政策”，战后的“印度政府将完全与之一致”，那就是：“印度人将越来越多地参与统治机构的各个部门，并逐步发展自治体制，以便在作为英帝国的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印度，进一步实现责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