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勒克瑙呈现为“团结、合作”的盛会，国大党温和派与激进派在勒克瑙年会上重新统一，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两大组织以民族主义为核心，以争取自治为基础，达成了勒克瑙协定，实现了合作。

1907年苏拉特会议上，激进派被逐出国大党，接着提拉克等领导人又相继被捕入狱，民族主义运动随之陷入低潮。国大党煞费苦心制订的《1908年组织法》实行效果不佳，不仅激进派远离国大党，公众对于其活动兴趣明显减弱，而且出席国大党年会的人数也急剧下降，1907年苏拉特年会的代表人数为1 675人，1908年马德拉斯年会的出席者骤降为626人，1909年拉合尔年会更降到243人的低点。国大党已失去了灵魂，连国大党孟加拉负责人也叹息：“国大党缺少生气，成了一个颓废的组织，视英国官员的喜怒而行事。”

此后，在两件事上还能听到国大党的声音。其一，自1909年起，国大党在对待《印度议会法》中穆斯林设立单独选区及议员名额分配问题上，表露出很大的不满。在1909年至1913年连续五届年会上，国大党通过措辞强烈的决议，要求殖民当局予以修正。其二，1910年随着郭克雷、班纳吉等人进入中央立法议会，他们尽量利用这一讲坛，以议会道路的方式，谋求英帝国辖内的自治。

激进派在1905—1908年的民族运动中，遭受到殖民当局的镇压，许多领袖被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严酷的现实促使他们深刻反省。激进派最终认识到，原先的简单、鲁莽只能招致无谓的失败和牺牲，企图脱离英帝国独立又谈何容易，因此决定以争取自治为努力的目标，并且放弃暴力斗争的手段。这样他们与温和派的方向渐趋一致了。另外，自苏拉特会议后，激进派失去了自身统一的组织，他们曾在1908年准备重塑一个自己的“国大党”，但这企图被殖民政府挫败了，所谓的“国大党”遭到强力驱散。这种游兵散勇、各自为战的状态，使他们感到势孤力薄，因此他们渴望回归国大党。但是，由于大多数激进派仍不信奉国大党现行的纲领和工作方法，所以他们一面保留自己的独立选择权，保留重新加入国大党的行动上的自由，一面盼望着有人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为国大党的统一，再一次作出了贡献。1914年6月，提拉克出狱，8月27日，他在《马拉塔人》报上，以公开信的方式，发表了宣言，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局势，呼吁印度人在英国困难时刻，帮助英国政府。他表示了自己对英王的效忠，并希望与政府合作，进行政治改革。他也希望英国政府在度过危机后，予印度以自治。这显然表明他决心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争取实现目标。此后，他投身于自治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他学习爱尔兰的经验，意图建立“印度自治同盟”，并以此为宣传鼓动基地，重新集结力量。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16年4月28日，印度自治同盟在浦那成立，以后积极扩展，当年其成员就发展至1.4万多人，并先后在孟买、中央省、比拉尔等地建立六个分部。同盟继续以《狮报》和《马拉塔人》为宣传阵地，还编辑出版了一些英语和马拉塔语的小册子。

此时，安妮·贝桑特夫人（1847—1933）在南印度积极筹建自治同盟。贝桑特夫人原籍爱尔兰，1893年作为传教士来到印度，1915年加入国大党，投身于争取印度自治的政治活动。她善于组织，擅长宣传，能熟练运用印度的方言和文字。她与印度普通妇女一样穿着，怀着与她们一样的情感和希望。她著作甚多，如《印度，一个国家》、《醒来吧，印度》、《印度何以为自由而战》、《社会革新刍议》等。她曾声情并茂地向英人呼吁：“伟大、自由、志满意得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你们看不见吗？你们听不懂吗？真是不知道你们的印度兄弟现在的感慨？假如你们也在外族的统治下，你们会需要什么？印度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平凡国家需要的东西。她需要自由正如英国人需要的自由一样，她要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开垦土地，自己开采矿产，自己铸造货币，在自己的领土内享有完整的主权，这不是苛求，难道印度人就该当亡国奴吗？”这位情深意切的夫人，设计了建立自治同盟的计划，1915年她将设想提交国大党，却不了了之。于是她四出奔波，终于在1916年9月自行在马德拉斯成立自治同盟，并很快在其他一些地区建立了分部，成员扩展到7 000多人。她和她的助手还创办了《新印度报》和《公益报》作为宣传阵地。

激进派修正了自己的政策和目的，温和派中不少人也对国大党威信不断下降忧心忡忡，双方都希望国大党能保持民族主义的性质，恢复往日的强盛和威望，成为全印人民利益的代表。尽管双方的一些分歧仍然存在，但希望统一已是大势所趋。此时，唯一的症结是只有郭克雷和梅塔等极少数领导人还持反对意见，他们一贯抱有“一个统一的国大党，或者意味着国大党的完蛋，或者意味着为极端派所把持”的僵硬思想。1915年两人相继去世，统一的进程加快了。就在这一年，组织法修正案通过了。修正案规定，凡成立两年以上的任何协会，只要接受国大党的纲领，就能够至多选派15名国大党代表。于是，提拉克和他更为现实的同仁们决定重返国大党，“利用对我们部分开放的有利条件，然后，努力奋斗以求完全彻底打开大门”。

1916年12月，统一的国大党在勒克瑙聚会。不仅九年来激进派和温和派第一次握手言和，而且国大党老一代领导人与涌现出的新一代并肩而坐，按贝桑特夫人恰如其分的描述，是“昨天”和“明天”在“今天”会聚一堂。出席年会的代表增至2 301人。此后国大党成为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核心。

就在同一年，同一地点，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同样第一次实现了合作。这一重大事件在印度民族运动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穆斯林联盟的诞生就是在英国殖民当局的偏袒下，作为国大党的对立面而出现的。1909年《印度议会法》关于“单独选举”的条款，被认为是穆斯林联盟的胜利。然而，穆斯林联盟作为印度穆斯林政治上的核心组织，创立不久就力图成为印度的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谋求自身利益。尽管穆斯林联盟在许多方面与国大党的立场针锋相对，但随着穆斯林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他们与宗主国的矛盾也日渐显露出来。在希土战争、巴尔干战争时期，印度穆斯林对于英国貌似中立，实质偏袒反土耳其方大为不满，他们的领袖常以此事例提请教友们对英国保持警惕。1911年孟加拉分省案取消，穆斯林认为遭到了政府的愚弄，他们相信效忠政府未必有善果。此外，印度教徒斗争成功的事例也使他们有所感触。在穆斯林联盟的年会上，有人开始提出把实现印度自治作为斗争目标，并且提议与国大党进行接触。

坎普尔清真寺事件使穆斯林与英印政府的对立进一步激化。1913年7月当地政府为了扩建道路，派出大批武装人员，拆除坐落于大道边的清真寺的东部。穆斯林聚集起来，试图阻止神圣建筑被拆除。他们打电报给省督，期望他“能够反对当地权威对坎普尔穆斯林感情的大施淫威”，但没有任何作用。无法容忍对宗教的侮辱，穆斯林召集了会议，大声疾呼：伊斯兰处于危急中，把宗教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必要，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会议结束后，人们举着象征悲伤和哀悼的黑旗涌向清真寺，动手修复拆除部分。警察开了枪，导致17人死亡，33人受伤。全国穆斯林被激愤了。各地召开声援会，募集救济款。穆斯林联盟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谴责联合省政府，“全然无视穆斯林感情的表达”，“广大印度穆斯林的宗教感情被严重损伤了”。穆斯林的各种报刊纷纷抨击当局：“如果政府在近期内没有寻找到纠正错误的方法，那么让动乱一代一代持续下去，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为此事，穆斯林派出了哈桑与穆罕默德·阿里等组成的赴英使团，“为了解释穆斯林的观点和阐明局势的后果”。关于这次对立，哈丁总督承认，此事决非一省的事件，而是影响遍及全国，并且斗争“与其说是宗教目的，不如说是政治目的”。

与此同时，穆斯林联盟本身在组织上和政策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12—1913年穆斯林联盟内部新老两代领导人经过一番交锋，完成了交替。“老卫士”们先后退出，如1912年穆斯林联盟常任主席阿加汗辞职，萨利穆拉、阿米尔·阿里等人也纷纷退隐。1913年3月22日，穆斯林联盟通过了修改后的新章程，规定通过宪政方式，建立适合印度的自治制度，争取“更大的民族利益”。这就与国大党的政策逐渐协调了。

国大党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在其决议中表述：全印穆斯林联盟制订了在英帝国范围内建立自治政府的目标，强调印度的政治前途有赖于两大教派携手合作的信念，我们对此表示热烈赞赏。1915年12月，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有意选择同一月份，同一地点（孟买）召开年会。12月30日穆斯林联盟年会开会，为了显示“统一战线”，国大党的三位领袖班纳吉、贝桑特夫人和刚从南非归来的甘地，第一次参加全印穆斯林联盟年会，并与年会主席马兹哈尔·哈克及真纳并肩坐在主席台上，形成热烈、团结的气氛。两大组织在各自年会上，分别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相互商讨和制订有关印度自治的改革方案。双方求大同，存小异，都作出一定让步。尤其在穆斯林设单独选区的焦点问题上，国大党表示了理解和认可，而穆斯林联盟也同意为统一的印度争取自治。

1916年12月，双方再次共同选择在勒克瑙召开年会。基本一致的观点就如穆斯林联盟会议主席真纳所说：“印度归根到底是印度人的印度”，“只有依靠两大教派间的真诚谅解与和睦关系，印度才能获得真正进步。”双方的年会分别通过了共同起草的改革纲领，这就是著名的“勒克瑙协定”。其中主要内容有，重申印度在战后应取得与英国其他自治领一样的自治地位；各级立法议会的席位应有五分之四为民选议员；穆斯林设单独选区，中央立法议会中民选议员的33%为穆斯林。在省立法议会方面，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省，如旁遮普和孟加拉，其议员席位略低于人口比例，占人口少数的省，如北方省、马德拉斯省等，则可高于人口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