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赛义德等老一代的启蒙下，印度穆斯林觉醒了，在文化教育运动的推动下，青年一代穆斯林迅速崛起。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进一步将文化教育运动深化，汇聚了印度穆斯林的力量，并逐渐向政治运动转型。

自我意识的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成为独立力量的实践。殖民政府实施的孟加拉分省案客观上带来了契机。寇松总督几次游说印度穆斯林上层，希望他们支持分省案，总督保证分省案将给穆斯林带来自莫卧儿帝国垮台以后最可观的实际利益。此外，殖民当局动用权力，在经济上有目的地支持有影响力的穆斯林贵族。如达卡的萨里穆拉先后从寇松和明托两任总督那儿获得10万英镑和31.5万卢比的“政治性”低息贷款，而且他在政治上也受到惠顾，先后成为省立法议会和总督立法议会的议员。

1906年，印度穆斯林不失时机地进行着两方面的准备。11月9日以阿加汗为首的穆斯林代表团向明托总督提出请求，穆斯林在立法议会选举时设立单独选区，“鉴于印度穆斯林的特殊情况和利益，穆斯林应得到更高百分比的代表名额”，并且不通过选拔考试，直接任命穆斯林担任各级文官。明托总督对代表团的要求给予了口头允诺。另一方面，印度穆斯林意识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治组织，以便保护本教派的利益。萨里穆拉具体操作了第一步，他为“全印穆斯林同盟”设计了一个方案，要旨是支持英印政府，维护穆斯林利益，削弱国大党日益增加的影响，阻碍穆斯林加入国大党。萨里穆拉向总督提交一份备忘录，呈请建立一个全印穆斯林的组织。1906年12月30日，“全印穆斯林联盟”在达卡正式成立。1907年12月，穆斯林联盟在卡拉奇召开年会，通过联盟章程，选举在文化教育运动中作出贡献的阿加汗为联盟的常任主席。

穆斯林联盟成立后，为“保卫和发展印度穆斯林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权利”，他们继续着争取设立单独选区的既定方针。他们不断向英国和英印政府申明这一要求。1909年2月23日莫莱谈到：“我非常高兴接见他们的代表，并且我清楚知道他们的意愿是什么。他们要求在各级立法议会占有超出他们人数比例的议席。我们准备并且也意图充分满足他们的要求。”1909年《印度议会法》第一次规定了设立单独选区的原则。

随着局势的发展，印度穆斯林坚持本身独立性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与新兴的青年一代进入穆斯林领导层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一代穆斯林的代表人物有阿里兄弟、阿布尔·卡勒姆·阿萨德、真纳、安萨利等，南亚次大陆政治局势的变化，越来越多地留下了他们的痕迹。

阿里兄弟出生于兰普尔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传统的家庭，却又系统地接受了西方式教育。穆斯林联盟创建时他俩是积极的参与者。兄长邵克特·阿里（1873—1938）1894年毕业于阿利加尔学院，1898年作为“赛义德纪念基金会”的成员，流露出非凡的演说才能，以及在筹款、理财上的天赋。穆罕默德·阿里（1878—1931）比兄长更为知名，他“是伊斯兰教传统和牛津大学教育的奇怪的混合体”。宗教的启蒙教育来自于他的母亲，她“常给孩子们讲历史传说、先知的故事，充满悬念、生气，富有戏剧性，最后引出伦理的教导”。穆罕默德·阿里师从巴利，在他的指导下，阿里第一次细细地、全面理解地通读了《古兰经》。而后，他就读英语学校，接受了系统的英语教育。1890年8月18日他12岁时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近代英语教育的必要性》，逻辑地、极有内涵地论证：应该放弃传统的教育体系，因为它不能培养青年学生的批评能力。于是他赴英求学。1902年他作为兰普尔第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生回归祖国。

为鼓动穆斯林积极参与改革，穆罕默德·阿里创办了《同志》和《难友》。《同志》是英文周刊，1911年1月14日创刊于加尔各答。第一期《同志》走上街头时，阿里到达加尔各答还不到两个星期，并且由他一人撰写、编审和付印。问世不久，《同志》就后来居上，成为青年知识分子最受欢迎的刊物。1914年即使联合省政府也评价道：“没有一份刊物能像《同志》那样对学生有这样大的影响，也没有一个人能像穆罕默德·阿里一样如此有权威性。”《同志》具有如此魅力，是因为它有着新颖的特性，以及鲜明合理的原则。“我们将竭力去大胆面对局势，并且尊重事实、事实，不管它们怎样丑卑和不利。视而不见不利的现实是一个可怜的政治家”。“在给今天提供什么时，我们决不忘记翌日”。据此，《同志》“有了强烈的时代感，并且与读者的民族、信仰息息相关，赢得了民心，道出他们的希望、担忧和志向”。

《难友》，乌尔都语日报，1913年6月13日问世于德里，穆罕默德·阿里任主编。它更具乡土气，弥补了《同志》选择面窄的缺陷，因为有许多人是无法读通英语的。它的宗旨及格调与《同志》大同小异，在穆斯林中也是争相购阅的。当1915年穆·阿里欲停刊时，有人写信深切恳请：“我不赞成你的决定，你无法想象《难友》的失去对我们穆斯林意味着什么。”总之，《同志》和《难友》在广开民智，宣传群众，启发穆斯林的自尊、自觉、自主方面是殊有功勋的。

阿布尔·卡勒姆·阿萨德（1888—1958）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虽是一位乌尔玛，却不囿于传统。“他就是他，在印度穆斯林的政治舞台上是独树一帜的”。阿萨德是一名学者兼记者，“阿萨德”是他的笔名，意为“自由”。渊博的知识、咄咄逼人的笔锋，动员、宣传、组织群众的才能，充满思想火花的乌尔都语诗篇，这些才干使他在穆斯林社会，无论是宗教界还是知识分子中，均取得了领袖的地位。也是这些才干使他自负而傲慢，无论与乌尔玛还是西方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游离。

作为乌尔玛，阿萨德却对西方派的先驱赛义德有着浓厚兴趣。他常常阅读赛义德的书籍，尤其热衷于《古兰经诠释》。这套受到大多数乌尔玛抨击的书，却使阿萨德大受裨益，他甚至承认，是赛义德的作品导致他对传统教育提出质疑。阿萨德惯于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不仅有助于他对现代知识的探索，而且对其研究东、西方哲学也起了很大作用。乌尔玛改革派对于自己的活动，都一再声明是出于宗教、文化，决非政治，而阿萨德之所以闻名全印，是因为他作为乌尔玛却公开倡议介入政治活动。反之，他在与西方派争执时，常以宗教卫道士自居，从《古兰经》大量引经据典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对阿利加尔派持远远观望的态度。他指责西方派是卑屈地模仿欧洲习俗，缺乏信念，对英语阿谀奉承。简言之，阿萨德是综合了东方与西方的因素来追求自己的模式，同时又以东方与西方的思想与西方派和乌尔玛保持距离。

阿萨德以激进、坚决的反英态度著称，他的主张与观点每每见诸他创办的《新月报》。1912年6月12日《新月报》创办于加尔各答，1914年11月停刊。它是乌尔都语的刊物，办刊原则是下定决心要使所有识字的穆斯林都能看懂，都感到有自己的贴心话。由于它是普及型，所以阅读的人很多，一年后发行量达到2.5万份。他激烈抨击英国对伊斯兰教阵营的政策；反对穆斯林联盟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在倡导穆斯林自治的同时，提出可以也应该团结国大党，一起反对英国统治者。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1876—1948）出生于皮革商人家庭，虽然近祖是穆斯林，但是像印度许多穆斯林家庭一样，再往上溯，则是印度教徒的后裔。他15岁时就读于卡拉奇基督教传道会中学。1892年赴英攻读法律，毕业于伦敦的林肯法学协会，是“取得律师资格的最年轻的印度学生”。1896年回印度后在孟买当律师。他在伦敦目睹了瑙罗吉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一幕，聆听了他在议会上的演讲，深受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1906年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时，新近加入国大党的真纳担当瑙罗吉的秘书。他对于穆斯林联盟成立初期过浓的教派政治色彩不甚赞同，所以保持一定距离。1910年他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1912年12月，他应邀出席了穆斯林联盟年会，因为它此时已不再奉行“过于狭窄和过于混合”的政策。真纳在会上畅谈他的看法，为穆斯林联盟的政策调整，发挥了很大作用。1913年，在穆罕默德·阿里和穆斯林联盟秘书的力劝之下，真纳在伦敦正式同意参加穆斯林联盟，此时他身兼三职，中央立法议会的议员，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成员。以后他一度为促进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合作，发挥了很大作用。

穆克塔尔·阿赫默德·安萨利（1880—1936）是一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在穆斯林内部的团结，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合作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他于1901年赴英求学，后成为第一位查林·克劳斯医院的印度外科医生。他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并且与阿里兄弟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他的兄长是甘戈西的高足，因此他们家与德奥班德派过往甚密。安萨利早在1898年就加入国大党，与许多印度教的领袖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与各方或沾亲带故、或朋友情谊的特定地位，加之本人又是积极的民族主义战士，因此担当起了维护各方团结的重任。如，乌尔玛“古兰学校”在德里创立，他是最积极的赞助人；德里国大党委员会的建立，他操心操力；同时他还担当了穆斯林联盟接待委员会主席。

穆斯林的青年一代，不管他们倡学西方，还是崇尚传统，也不管他们通过学校教育、文化组织，还是利用新闻报刊，或埋头实干，或滔滔不绝鼓动，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复兴伊斯兰教文化，强化穆斯林的内聚力，加强教派的地位。穆罕默德·阿里对一位英国朋友说，在印度没有专职的政治家，这是可悲的。显然他在自赋其职。现在一个新的领导阶层在逐渐形成，这就为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两大组织的合作，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