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大党不断壮大，各阶级成员纷纷加入，它的组织构成日益复杂，其内部分化的趋势日渐显现。国大党的奋斗目标以及如何达到目标的方式，这是各方争议的焦点。1895年，国大党第十一届年会上，以戈帕尔·克里希纳·郭克雷为首的温和派与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奥罗宾多·高士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产生了明确的分歧。温和派认为，维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且在长时期内也没有另外的选择，因此他们要与英印当局合作，而那些存在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加以解决。他们主张渐进的、平和的和循规蹈矩的改良。激进派要求政治自由，谋求印度自治。他们认为，如果不是国家的主人，社会改革、发展教育和实业救国，都纯属空谈，而国大党现行的“祈求、请愿和决议”等改革手段，只是“乞讨”。

提拉克（1856—1920）是早期国大党内的一位领袖人物。他出生于马哈拉施特拉的一个婆罗门家庭，1876年毕业于孟买大学，1881年创办了英文《月光报》和马拉塔语周刊《狮报》，从事爱国思想宣传。他强调，印度丧失独立后，财富遭掠，光荣不再，因此印度的前途是先赢得自由，再进行社会改革。他从印度和马拉塔历史的荣耀中，吸取前进力量，又将西方的知识和制度作为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武器。1895年他组织一年一度的西瓦吉祭奠，并在《狮报》上提出“司瓦拉吉”（该词出自梵文，吠陀文献中就曾出现，意为“自治”）的政治主张，这显然是将印度正统的观念与民族英雄西瓦吉的爱国精神结合起来，为新的民族主义服务。提拉克还以“牺牲、服务”取得群众对他的拥戴。1896—1897年间，鼠疫猖獗时，他组织志愿队并身入疫区，努力扑灭病灾。甘地曾赞誉他犹如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仰之弥高。

提拉克像

其他主要的激进派人物还有孟加拉地区的贝平·帕尔（1858—1932）和奥·高士（1872—1950），前者早期加入梵社，是宗教改革的积极参与者，1887年加入国大党。后者七岁就赴英求学，毕业于剑桥大学，1893年回到印度。拉·拉易（1865—1928）是激进派旁遮普地区的领导人，先入梵社，后参加国大党。这些人与提拉克一样，打着复兴主义的旗号，实质为印度自治运动积极奔走、宣传。

郭克雷（1866—1915）与提拉克是同乡，也同样出生于婆罗门知识分子家庭。他与提拉克一样，富有领导才能，积极投身于民族事业，但在许多事情的见解上，两人却截然相反。郭克雷以自由主义为政治标榜，更赞赏西方式的宪政道路。他希望印度获得如加拿大一样的自治，进而在英国的保护和指导下，争取民族的平等权和参政权。

郭克雷创办“印度之仆社”，训练和培养了一批有宗教献身精神并投身印度民族事业的人才。凡入社者，均需在浦那总部培训三年，重要骨干必要时还延长两年。培训既有理论学习，又有身体力行的实践，成材率很高。郭克雷为“印度之仆社”亲订七条守则，如：国家利益至上，全心全意全力服务国家；不计个人私利；待一切印度人为兄弟，不分信仰，不分阶级；持有清白情操；重视社团利益，为之倾心倾力；等等。郭克雷在1889年加入国大党，很快进入最高层，并成为温和派的领袖。温和派只是希望改革现存制度，而不是在根本上抛弃殖民统治，因此积极走议会道路。郭克雷本人进入英印政府的立法委员会。他精通经济理论，因此在讨论财政问题时，总是最积极的一员。“郭克雷在加尔各答英印政府议会上有关年度预算的演讲，与他的国大党主席就职演说一起，成为新民族主义的孪生的政治报告”。

郭克雷是国大党当时高层领导中最早赏识与支持甘地的人。是时，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用消极抵抗的手段，反对南非政府的迫害。郭克雷十分赞赏，他在1901年国大党年会上，高度评价消极抵抗是“以精神为武器抵抗暴力，以个人忍耐之勇克服强力，以正善胜邪恶”。次年他亲赴南非鼓励甘地，又募集18万卢比给予支持。甘地也给予郭克雷很高的评价，将他比作圣洁的恒河，“如此磅礴，如此慈蔼，令人得以接近”。甘地还认为，郭克雷的“所作所为，都是出自一种纯洁的动机和拯救印度的目标，他对于祖国的热爱十分深切，以致随时都准备以身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