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印度穆斯林的近代启蒙及文化教育运动

印度穆斯林的近代启蒙始于19世纪中叶，赛义德·艾哈迈德汗（1817—1898）是启蒙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他出生于德里一个贵族家庭，母亲是莫卧儿王朝宰相的女儿。他攻读法律，曾任司法文书，30岁时进入德里法院工作。自60年代起，他全身心投入穆斯林的复兴事业，在教育、宗教和政治诸方面，均有建树。

赛义德看到，穆斯林传统的教育体系，在铁路、电报和新式企业的时代里，已途穷没落。1857年穆斯林的统治结束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特权亦趋东逝。英语替代了波斯语的地位，成为官方用语，穆斯林对于学校和其他社会教育机构的授予权被英印政府剥夺了。传统的穆斯林教育失去了财政的来源，那些教职人员的雇佣也面临危机。墨守成规的穆斯林教育需要改革已是刻不容缓，没有适合时代的教育体系，他们将在政治上、社会上受排斥，整个教派将一事无成。1864年，赛义德创办了科学社，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名著，译成乌尔都语，还出版双语对照的杂志，介绍西方科学。赛义德在教育改革上有更远大的目标，认为只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自我更新是不够的，应提倡西方教育，“用英语、西方的艺术和科学进行教育，将使穆斯林社会取得更快更好的进步”，“英语是科学的、进化的和官方的语言，穆斯林以其为媒介将进入现代世界”。因此，他努力创建一所西方教育模式的穆斯林大学。1875年他在阿利加尔建立了英国—东方伊斯兰教学院，并且继续努力，力图把学院升格为穆斯林大学。据载，每天晚上赛义德都要与儿子讨论此事，他认为“阿利加尔应是‘穆斯林的剑桥’”，应成为培养教育、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穆斯林领袖的摇篮，这些人最终将引导整个教派完成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并以此为阶，步入政治，取得权力。由于穆斯林内部保守派对于西方教育的抵触势力尚盛，赛义德在有生之年里，未可如愿。

赛义德的宗教改革是与雄心勃勃的教育改革相配合的。以维护伊斯兰教为标榜的乌尔玛，对实行西方式教育的阿利加尔学院，提出种种质疑。赛义德为此进行了辩护与抗争，他创办了《纯化伦理道德》刊物，一方面旨在对旧传统的乌尔都语报刊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又对实行西方式教育的各种质疑进行驳斥。他还与一些志同道合者为兴办西学大声呐喊，他们辩解道：《古兰经》是真主的旨意，“自然界”是旨意的体现，所以接受外来思想，采用西方教育方式，不仅不违反教规，反而是对“自然界”纯化。为此他以现代感和反传统的思维撰写了《古兰经诠释》。此外，他还在生活实践中破除一些伊斯兰教的陈规陋习，如改革仪式、革除多妻制，等等。

在政治活动方面，赛义德灵活利用英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三角关系，努力把穆斯林树立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起先，他还常常谈及与印度教徒的紧密关系，越到后来，其穆斯林本位的立场越表面化。他曾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是印度的两只眼睛，伤了一只就会损伤另一只。我们应结成同一心灵，在统一整体下活动。如果能联合，则互荣共存，如果相互倾轧则两败俱伤。”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处处担忧人口只占五分之一的穆斯林的利益为多数派任意宰割，他说即使穆斯林都投自己教派的票，“根据数学我们能够证明，将是印度教徒四票对穆斯林一票，那么现在穆斯林如何才能保卫自身利益呢？”所以赛义德常常以穆斯林的利益作为衡量的杠杆，这表现在他力主推广西方式教育的同时，又竭力反对西方式的民主，因为如果实行了西方的民主代表制，穆斯林在议会中永远居于少数者地位。当国大党成立后，赛义德认为那是印度教徒的组织，主要是为印度教徒谋利的。它的建立对印度穆斯林的利益和前途构成了威胁。此后，他的伊斯兰教立场更为彰显。他不赞同穆斯林加入国大党，并且对“国民大会”党的名词十分反感，“我不理解‘国民大会’这一名词意味着什么。设想生活在印度的不同种姓和不同信仰者是一个民族吗？或者能够成为一个民族吗？并且他们的目标和愿望是同一的吗？”由此，现代印度穆斯林的民族分离主义始露端倪，“两个民族”的理论从此发端。

赛义德反对现行的选举制度，并根据穆斯林的要求作了设想。他大力宣传，既然穆斯林在历史上更为重要，更富影响，那么他们赋予的权力就应该建立在这一基础上。1896年12月赛义德等人向政府递交提案，表示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在立法议会上的席位应该平等，因为印度教徒有“人数上的优势”，而穆斯林的“历史地位”同样重要。以此类推，两教在市镇一级的席位也应对等，因为：“一个公众党派的重要性不仅依靠它的人数，而且还依赖其他的理由。”这种坚持自身为独立力量的做法，客观上有利于穆斯林的团结和力量的内聚。

其他一些伊斯兰教社会活动家，诸如阿卜杜尔·拉蒂夫、纳瓦布·毛赫·穆勒克、赛义德·阿·阿里等，都为穆斯林近代启蒙作出了贡献。如1863年拉蒂夫在加尔各答开办了文学社，那是第一个穆斯林近代启蒙的会社，它要求会员关心当代思想和知识。1877年赛义德·阿里在加尔各答创立了全国穆斯林协会，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组织，主张用议会手段来谋求穆斯林的利益。它后来改名伊斯兰教中央协会，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

穆斯林文化教育运动是近代穆斯林启蒙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教育运动由两部分构成：主张西方式教育，以创建阿利加尔穆斯林大学最为典型；主张在伊斯兰教教育基础上进行改革，主要有乌尔玛领导的德奥班德以及弗朗吉·马哈尔运动。

自赛义德·艾哈迈德汗起，印度穆斯林在思想上、理论上逐渐成熟起来，坚持自身是独立力量的信念越来越强。他们看到穆斯林对于西方学识的了解远逊于印度教徒，政府中印度人担当的高级职位，基本上由印度教徒垄断。因此赛义德等启蒙活动家，致力于在穆斯林中推广西方式教育。

穆斯林大学的创立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运动（1875—1920），其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875年在赛义德等人的努力下，英国—东方伊斯兰教学院在阿利加尔建立，此为第一阶段。

1898年3月27日赛义德去世，纳瓦布·毛赫·穆勒克为完成赛义德遗愿，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工作。他全身心投入，力图将阿利加尔英国—东方伊斯兰教学院升格为穆斯林大学。他设立“赛义德纪念基金会”，为建立穆斯林大学筹款。同时，他还以1886年赛义德发起组织的“穆斯林教育会议”为基地，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了在思想上和人事上有一个全新的面貌，阿利加尔学院的理事会进行了改组。该理事会成立于1889年，共有70名成员，主要是学院的各基金会的捐赠人和负责人，理事为终身制，因此基本上是富有而相当守旧的人。此时，崛起的青年一代发起了挑战，他们提出取消终身制，扩大理事会成员数，以便能有新鲜血液输入。青年人士大都为该校的毕业生，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要求在政策上有更大的话语权。1899年青年一代成立了“校友会”社团，经过斗争后，1903年其中三名佼佼者被选入理事会，他们是阿夫塔卜·艾哈迈德汗和著名的阿里兄弟，即邵克特·阿里和穆罕默德·阿里。此后，运动大有起色。

1911年穆斯林大学开始了具体的实施步骤。其一，“穆斯林大学建设委员会”替代了“赛义德纪念基金会”，阿加汗为主持人。他与精通募捐的邵克特·阿里一起，开始巡回全国，发表演说，动员穆斯林赞助。结果一年之内就募集了260万卢比，其中阿加汗本人捐了10万卢比。其二，1911年2月16日成立了“穆斯林大学组织法委员会”，以马赫穆达巴德为主席，4月起草组织法，经过两次修改，9月23日正式提呈英印政府审批。穆斯林以为大功即将告成，阿加汗奔赴英国并完成了“效忠宪章”草案的修改，准备在国王加冕后呈上。

风云突变，英印政府担忧这种全国性的穆斯林教育机构将变成激进的青年穆斯林成员的基地，所以一连采取三个步骤，以便将其纳入殖民政府设想的轨道。1912年8月9日，总督参事会教育委员巴特勒递交给马赫穆达巴德的信上，转达了印度事务大臣与政府的决定：不同意成立全印度性质的穆斯林大学，建议大学命名为“阿利加尔大学”。这明显把全国性的穆斯林大学降级为地方性大学。穆斯林当然进行抵制，于是政府开始第二个步骤。它一方面以撤销政府的支持相威胁，迫使董事会就范；另一方面准备扶持白沙瓦、拉哈尔、孟买、达卡等地建地方伊斯兰教学院，以此孤立阿利加尔。第三步骤是1913年4月3日，巴特勒建议尽快成立印度教的大学，哈丁总督表示赞成，回信道：“我完全赞同你的建议，我们应该培植起孤立阿利加尔的趋势。”1915年相对晚几年提出意愿的印度大学反而先成立了，而穆斯林大学悬而未决。

在政府的软硬兼施下，穆斯林内部经过争执，最后同意在“依照印度大学为条件”的框框下，于1920年成立了穆斯林大学，但这与穆斯林革新派的初衷是大打折扣的，以致在成立会上穆罕默德·阿里说：“这不是你也决非我梦想的大学，我们也无法称它为一个伟大和光荣的成就。”尽管如此，阿利加尔穆斯林大学运动大大强化了穆斯林的独立意识，传播了先进的理念与文化，培养出了一代印度穆斯林领袖。今日，它仍是印度共和国最著名的伊斯兰教大学。

德奥班德传统复兴运动始于1867年，中心在德奥班德神学院，它坐落在当地的清真寺内。早期的著名人物有穆罕默德·卡西姆·南诺塔维和佐尔菲夸·阿里，他们是19世纪伊斯兰教改革家沙·瓦利乌拉的门生，意欲秉承师旨，复兴传统，建立自己的教育体制，以引导印度穆斯林遵循正统宗教和传统社会的道路。他们为学校财政来源定下规矩，即避免依赖政府，主要在穆斯林王室和大地主中寻求资助，以贯彻独立自主办学的原则。另外，德奥班德复兴运动对发展新乌尔都语宗教文学方面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1880年南诺塔维去世，接班的年轻一代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其中为首者是佐尔菲夸·阿里的儿子马赫默德·乌尔-哈桑，他是德奥班德第二期学生，完成学业后留校任领导。他有洞察敏锐的眼光及现实主义的态度，更积极倾向于改革旧规。学院采用了一些明显的英国教育模式：以“系”的组织划分各个专业，学生按程度分“级”、分“班”，制订考试制度，完成了应学的所有课程后，授予一定学位。

哈桑通过建立一些乌尔玛的组织，更积极地推动穆斯林的宗教和社会活动。“校友会”建立于1910年，成为德奥班德运动的中坚。在校内，它进行了一些课程改革，加强宣传瓦利乌拉和沙西德的思想，此两人是19世纪发动圣战的领袖，改革者企图以强调反抗的新方式，来教育新一代。在校外，“校友会”组织不断扩张，它还推荐其成员进入政府学校、学院任教阿拉伯语课程。为促进对公众的影响，它出版一些价格低廉的宗教书籍和小册子。“校友会”计划在全国建立分支机构，积极筹款并且告诫穆斯林应多多关心宗教和立法事务。

1913年，德奥班德神学院附属的“古兰学校”建于旧德里中心莫卧儿时代的清真寺。其主要目的是进行《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义的指导，以及对欠缺宗教知识的西方派加强传统文化的培训。这样，在古兰学校存在的两年中，它加强了传统派与西方派的沟通，成了双方政治消息的传递和讨论的中心。一些重要人物如乌尔玛的欣迪与西方派的阿里兄弟及阿萨德等人就是在这儿相识，并经常会面的。

1915年9月，当哈桑率众去麦加朝圣时，英政府以所谓的“丝信阴谋”为口实，说哈桑欲以阿富汗为根据地企图武力反英，使他在麦加被捕，引渡给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囚禁在马耳他。

传统派的另一据点是弗兰吉·马哈尔学院。它有更悠久的历史，奥朗则布时期建于勒克瑙地区弗兰吉宫，从那时起它一直是次大陆伊斯兰教传统教育的中心。步入20世纪，阿布杜尔·巴利是引导弗兰吉与现代世界融合的革新者。他是开拓型的人物，其通信从西北边省到孟加拉、马德拉斯，几乎遍及当时整个印度，可见影响之广。1905年，他首先在办学理念上与时代接轨。那时学校是家庭世袭主宰，没有固定而严密的规章可循。巴利虽是学校创建者的后代，但立志改革，建立了一套正规的组织结构，打破了家天下。1910年他建立两个组织，在政府现行的法律内，进行伊斯兰教的社会工作，也帮助穆斯林在世俗事务方面获取进展。

巴利比哈桑更胜一筹的是他与阿利加尔派的诚挚合作。1912年12月他与阿里兄弟相识，忠诚不渝地为穆斯林事业奋斗的共同理念使他们殊途同归，结下深厚友谊。宗教上，兄弟俩自谦为徒，接受巴利的指导，政治上，两派共同在1913年成立一个组织“卡巴奴仆社团”。这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组织。它以宗教为旗帜，提出维护卡巴神庙和其他伊斯兰教圣地的荣誉，不使它们遭受非穆斯林的侵略，而事实上它将松散的穆斯林组织起来了。“卡巴奴仆社团”的总部设在德里，分支机构遍及勒克瑙、孟买、海德拉巴、达卡等城市，以及联合省、旁遮普内一些较小的地区。1913年“社团”的在册人数达8 000人，更具特色的是它召开了妇女会议，由阿里兄弟的母亲、邵克特·阿里的妻子和巴利的妻子主持，呼吁妇女们给予道义和财力上的支持。

通过文化教育运动，整个穆斯林的自我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不管是西方派，还是传统派，对于本身的旧观念以及官方的政治霸权都是一种挑战，他们一再强调自己的目标，并且广泛地宣传和动员群众，促使穆斯林意识到自身。在同一教派是一家的基调下，西方派和传统派逐步联合起来了，“卡巴奴仆社团”是双方合作的楷模。他们还利用报刊、杂志进行宣传，通过召集会议，征募捐款等，把各个阶级的穆斯林无论贫富、无论男女、无论有无文化，都初步汇集起来。

另一方面，西方派和传统派在个性上相互弥补，相得益彰。西方派的改革着重于吸取外部先进的养料，其最大作用是促使穆斯林进入现代，接触世界并与世界联成一片，他们可以读英语书籍，可以讨论达尔文、黑格尔，谈谈“星云假说”、“进化论”，这在以前几乎是不能想象的。乌尔玛则着眼于传统，从内向外对教育和社会进行改革，虽然回到《古兰经》、先知的训喻，但却是活学活用，促使它们与当代的穆斯林社会结合。通过伊斯兰文化的更新，促进穆斯林抬起头；通过对莫卧儿的怀古，因自己的光荣历史而自豪，激发前进的力量。在促动穆斯林对自我进一步自觉方面，传统派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再者，两派改革者各以自己的方式动员穆斯林，有作为的一批人基本上都被组织起来了。

文化教育运动培养了一批穆斯林新一代的领导人，如阿利加尔派的阿里兄弟、阿加汗，传统改革派的巴利、哈桑等。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在运动中得到了锤炼。他们动员广大穆斯林支持他们的主张，加入他们的组织，这早就逾越了学院的围墙，而到达了全社会。这些活动对提高他们的领导能力，对政治局势的正确审视，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物一度活跃在印度穆斯林近现代的历史舞台上，他们为全印穆斯林联盟的成立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也领导了此后规模更大的哈里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