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近代民族意识发端于罗易等一代人的启蒙活动，早期展现为遍及全印度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一系列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中，先期的觉悟者一方面对传统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另一方面，在不断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与宗主国日益对立、对抗，民族主义的意识越来越强，内聚力持续积累着，并且从宗教改革、社会改革逐步转向了政治改革。

自19世纪70年代起，民族主义的政治改革运动在印度渐趋发展，在达达拜·瑙罗吉和马哈提瓦·罗纳德等人的努力下，形成了初步的理论体系。瑙罗吉（1825—1917）是民族运动早期的著名领袖，国大党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孟买的一个祆教家庭，就读于爱尔芬斯顿学院，后成为该学院的数学和哲学教授。19世纪30年代，他是孟买管区主要的社会活动家，建立了许多文化教育社团，还主办《真理之声》杂志。1852年，他与几名民族主义者共同创建了孟买协会，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1855年后，他去了伦敦，次年建立了伦敦协会，以后在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等地建立了分会。罗纳德（1842—1901）是孟买管区另一位民族运动的领袖。他出生于那西克城的一个婆罗门家庭，毕业于爱尔芬斯顿学院。他通过考试，成为文官系统的一员，担任过法官、治安官和孟买殖民政府高等法院的法官。

瑙罗吉在1901年出版的著作《印度的贫困和非英国式的统治》中，全面阐述了他的理论。罗纳德的观点则通过他大量精彩的演讲表达出来，并汇编于《印度经济学论文集》。两人的理论概括起来，是探讨了印度贫困的原因，以及指出民族振兴的道路。关于前者，瑙罗吉提出“财富流失论”。由于英国残酷而无休止的榨取，印度的财富大量流往宗主国，致使印度元气大伤，陷入贫困和灾难的境地。罗纳德提出“附庸论”。殖民政府对印度赖以生存的农业，课以不堪负担的重税，造成连年饥荒。英国技术和大机器生产的商品，倾销印度市场，摧毁了印度传统的手工业。这样，印度只能充当宗主国的农业附庸，一直延续着贫穷与落后。对于民族振兴的道路，瑙罗吉提出“回归公正论”。他认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是违背了英国人固有的“公正和宽大”，所以是“非英国式的统治”。因此，只要向明智的英国人揭露真相，呼吁回归公正，那么英国就会改变殖民政策，“财富流失”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身体力行，远赴英国，加入自由党，并在1893年通过竞选，进入下院。他在下院演讲时呼吁，英国应以“英国的统治精神，以及英国人公正和宽大的本能”，来决定“印度按英国的自由和公正的方针受到治理”。罗纳德则提出了“工业振兴论”，他指出，印度要复兴，其根本出路在于兴办民族工业，实现工业化，同时他呼吁英国政府给予贷款和技术帮助。在农业上，罗纳德主张土地兼并，资本集中，经过对农业资本家的引导，进行大土地耕作，从而使农业经济近代化。为振兴民族工业，他提倡开展国货运动，刻意培养民族市场。

19世纪70年代以后，印度地区性的民族组织不断涌现，这些组织以新的面貌示人，且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1870年，卓施创建了浦那人民大会，他与罗纳德一起，领导了提倡国货运动，他们纺棉纱、穿土布衣服，开办国货商店，一度将这一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876年，苏伦德拉特·班纳吉（1848—1925）在加尔各答建立了印度协会。班纳吉出生于孟加拉的一个婆罗门家庭。学业结束后，他赴英国参加文官考试，以优异成绩通过，但殖民政府不予录用。经过法院诉讼，班纳吉才在孟加拉一个县任副治安长官，并且任事不久即遭罢黜。这一打击使班纳吉认识到，民族不独立，国家不强盛，人民就必然遭受外族统治，备受歧视。他转而投身于公众运动，成为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1876年后，他以印度协会为基地，以意大利复国三杰之一的马志尼为榜样，积极开展印度统一运动。他广泛吸收会员，尤其是中产阶级和青年学生。他还直接向民众呼吁，鼓动舆论，使印度协会的影响扩大到北印度许多地区，成为孟加拉的第一大组织。

1877年印度协会针对文官考试制度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是年，文官考试的规定再度修正，将应考者的年龄从21岁降为19岁。以当时考试的苛刻，印度青年几乎丧失了求仕的机会。这种修正引发了印度青年的忿恨。班纳吉抓住时机，通过印度协会，发起全国性的抗议运动，先后在加尔各答、拉合尔、阿拉哈巴德和德里等地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文官考试的不公平，唤起民众团结的意识。班纳吉自述：“这是印度在英国统治下，我们为了共同的目的，不分宗教、种族，采取一致行动的第一次。从此我们认识到必须树立目标，才能团结奋斗。我们之间虽然种族、语言、宗教、风俗有所不同，但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印度人民是可以联合一致，团结对外的。”他还说，运动的“真正目的是团结国人，唤醒印度人的民族自觉”。一系列集会后，印度协会派遣加尔各答的著名律师戈什，携带请愿书前往伦敦，请求英国议会不降低文官考试的年龄限制，并在英国和印度同时举行考试。

1878年英印政府发布《武器法》和《地方语出版法》，意图限制持有武器和控制地方新闻报刊的出版。班纳吉领导印度协会与浦那人民大会携手斗争。通过联合斗争，民族主义者们认识到了自身的潜力，斗志更加昂扬。他们提出了参政的更高要求，甚至表达了实行代议制度的愿望。

其他较重要的民族组织还有1884年成立的马德拉斯士绅会，它以1878年创办《印度报》的青年知识分子为核心，以及1885年建立的孟买管区协会。

应该看到，印度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才是民族主义理论及其组织的真正的社会基础。在这二十多年期间，它由小变大，由局部发展到全印度。如达弗林总督所说，尽管相对总人口而言，“它还是很少的少数，但这个少数集团现在拥有共同的语言、态度和理想，它已经能担纲全印度的看法，并且最有能力改变全民族的态势”。反之，民族主义又转化为“一种激励，它进一步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凝聚力。这种激励的力量，部分来自有着哲学渊源的印度古典文明，部分来自英印政府的自由主义政策，诸如英国女王的宣言、始于梅奥总督的市政自治、文官选拔制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