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宗教改革运动

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初，正当殖民统治者欢呼“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堪称全盛时代”时，在这古老而衰微的大地上，宗教改革和近代思潮正形成一股新的时代气息，漫布全印度。

步入近代，印度教体系陷入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境地。一方面，它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承载着过去和现在，并被寄望展示更好的未来。因此它在维系印度社会的一致性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依然是绝大多数印度人重要的信念支柱。另一方面，它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颓败状态。陈腐的种姓制度在民众中造成很深的隔阂、怨恨，妨碍了民族意识的形成，落伍的教义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陈规陋习压抑了人们的个性，繁琐的祭礼耗费了巨大的精力、财力。面对新时代的冲击，众多教徒有的探索抗争，有的悲观厌世，有的逃避现实，有的漠然置之。

但是，西风东渐已成事实，随着英国在印度的全面统治，西方思想和文化通过立法、行政、教育、商业、产业等种种渠道，以咄咄逼人之势影响了印度社会。更有甚者，英国殖民者为了宣扬西方文明的优越性，1813年英议会批准了印度基督教工作条例，竭力贬毁印度教，宣扬要使印度成为“棕色英国”。传教士通过建学校、办报刊、设立慈善机构，诱使大批印度教徒改信基督教。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教徒感受到了步步进逼的宗教危机，救亡图存的呼声日渐增高。

最先觉悟的是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和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深深意识到印度教的颓败与落伍，为了改革，为了复兴，他们在吸收西方思想的基础上，用新标准与新价值观，重新审视印度教的神学体系。先大力宣传，继而建立组织，宗教改革在印度大地上蔓延展开。

宗教改革运动发端于孟加拉，1828年拉姆·莫汉·罗易在大力开展思想启蒙的同时，在加尔各答创立了“梵天斋会”，后称为“梵社”，这是第一个宗教改革的团体。“梵社”的初期改革致力于团结和思想解放。罗易倡导不分教派，崇拜一神，这消除了因信仰不同而产生的隔阂，有利于民族的凝聚力；他主张废除偶像崇拜，这破除了部分陈规陋习，减少了繁琐的礼拜，使人们从狭隘的思想桎梏中，获得自由与解放。

“梵社”进一步的宗教改革是在德文德拉钠特·泰戈尔（1817—1905）领导下进行的。德·泰戈尔是印度诗哲，国际学院创办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德拉钠特·泰戈尔的父亲。老泰戈尔毕业于印度学院，曾建立文化团体“真理认知社”，后并入梵社。1843年老泰戈尔开始主持梵社工作，他规定必须通过入会仪式才能成为正式成员，从而使松散型的梵社转变成紧密型的组织。他还拟定信仰宣言，制定规约，出版刊物，派遣社友前往印度各地宣传教义，更多吸收同道。梵社影响迅速扩大，成员数目不断上升。

19世纪60年代，梵社内部以凯沙布·钱德拉·森（1833—1884）为首的青年激进派崛起，他们将宗教改革引向了社会改革。森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入社之初，深得老泰戈尔器重，这位长者曾力排众议，提拔他为梵社理事及执行秘书，位高权重。后来，森领导的青年派态度和主张越来越激烈。他们在教义上倾向于更多吸收基督教的内容，这为泰戈尔的老一派所不容；在社会改革上，公开挑战种姓制度，提出不同阶级的男女可以通婚，寡妇可以再嫁，这在当时社会中的一般印度教徒看来，完全是离经叛道。终于，梵社产生了分裂，1865年森一派自创“印度梵社”，原来的梵社则称为“真梵社”。然而，新组织更孚众望。

印度梵社以彻底改革狭隘的印度教教规为己任，竭力使之大众化、平民化和社会化。它开办妇女教育、工人教育、慈善事业以及组织禁酒。新社的力量迅速扩展，分社不断增多，而且出现了一批女社员。1872年，在森奋斗不懈的努力下，以及社会各进步力量的支持下，终使印度政府颁布《婚姻法》，禁止童婚、禁止一夫多妻、寡妇再醮为合法、各种姓间可以通婚，等等。这使森的声名大噪，达到其事业和影响的顶峰。但是随着森被奉为先知、奉为偶像，他忘乎所以，屡屡破坏梵社的规矩，甚至1878年他违反禁止童婚的约规，将13岁的女儿嫁给一名王公，并举行旧的印度教婚礼仪式。这些行为使越来越多的印度梵社成员反感，致使内部又一次分化。更激进的一批青年退出印度梵社，另建“大众梵社”。

大众梵社的领导人有谢思特里、摩亨·鲍斯等，他们提出了更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思想。他们主张女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此前印度梵社尽管提倡妇女教育，但反对她们接受高等教育。大众梵社还力主印度现代化；呼喊印度民众奋起自救，并首推立宪制度；要求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改造。这些主张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们的欢迎。因此，大众梵社的影响压倒了同时存在的真梵社和印度梵社。

祈祷社，又名福利社，受孟加拉梵社运动的影响，1867年成立于孟加拉。祈祷社是在凯沙布·钱·森的指导下创立的，但他本人并未全力以赴，日常工作与组织发展工作主要由森的同仁拉钠德担当。该社虔诚地遵行一神论，废除偶像崇拜，但更致力于建立社会的福利事业，并以此为契机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在各地创办了许多孤儿院、育婴堂、夜校、寡妇收容所、贱民福音堂等等。

在立足于行动的同时，拉纳德也提出了他的两大改革理论。其一，革新运动，不应当仅仅注意外在的社会，而应同时着眼于内心的觉悟。他说：“改革者必须从整个的人着想，不可只想到外在的世界。”“宗教改革与社会改革是分不开的，正如爱人与爱上帝不可分开一样。”拉纳德将内心洗练列为重要工作，这不仅适应了印度社会环境，重视宗教信仰在心理建设中的重要性，而且对一味追求欧式社会改革的人，也是一种很好的启迪。其二，印度社会需要改革，这是不能逃避的现实，但需遵行社会成长与发展的延续性，切忌蛮干。拉纳德指出：“有人认为，所谓改革，就是勇于将旧有传统抛弃，单凭自己的理智选择，做正当合适的事。这种看法是不完全的，传统是经历磨练、长期形成的，想一蹴而就完成改革，这是无知的盲动。”“真正的改革家不是在一块干净的石板上写字，而是要把写了一半的句子完成。”

如果说，梵社和祈祷社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并将西方思想和方法综合运用于印度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那么，另有一些宗教改革运动是从印度的传统中吸取养料，从古代经典中寻求改革的依据和基本原则。

雅利安社，又称圣社，1875年由达亚南达·萨拉斯瓦蒂（1824—1883）在孟买创立，1877年中心移至拉合尔，主要流行于旁遮普和北印度。萨拉斯瓦蒂是婆罗门僧侣，精通梵文。他广泛周游，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分支。他的信条是回到吠陀时代去，因为凡是当代美好的东西，在吠陀时代就已孕育，只是后人牵强附会，把本不属于吠陀时代的东西，硬塞进去，致使人们对吠陀产生错误评价。雅利安社与梵社一样，主张崇拜一神与废除偶像，但萨拉斯瓦蒂不似梵社的领袖们求助于西方文化，而是从古典中寻找思源，并力图恢复吠陀原本的纯洁性。他的著作《真理之光》表述了复古就是维新的观点。雅利安社的另一特点是民族主义倾向比较显著。它提出“印度是印度人的印度”口号，深得民心，加之萨拉斯瓦蒂常常直接向群众说教，雅利安社发展迅速，至19世纪末成员达到约十万人，成为印度北部、旁遮普和联合省最有影响的宗教改革团体。

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是以罗摩克里希纳·帕拉马汉萨（1836—1886）的名字命名的，它原本称为“苦行社”，其实它并没有明确的会社形式，只是以苦行潜修来感召世人。罗摩克里希纳是加尔各答附近达克希内什瓦地方一所迦利女神庙的高僧，凭借坚定的信仰，过着刻苦自修的苦行生活。他未受过高等教育，但聪明、勤奋、好学，不仅精通印度教教义，还向阿訇学习伊斯兰教教义，向基督教徒学习《圣经》。他与梵社的领袖们经常交往，共同探讨宗教问题。他善于用幽默的寓言和简单有力的谚语讲道，经他指点迷津者，无不深深感动，敬谨奉行。由于他口授布教，不曾辑印成书（《罗摩克里希纳福音》由其弟子据他布教记录下来），所以远近民众，无不赶来以亲聆教导为满足。他的品格和学识吸引了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孟加拉青年，其中一位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的青年纳伦德拉纳特·杜塔与他关系更为密切，成为其门徒，即后来闻名世界的维韦卡南达（1863—1902，中国曾汉译为辨喜）。1893年世界宗教会议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维韦卡南达在大会上介绍了罗摩克里希纳的思想，引起国际宗教界的注目，他的演讲词迄今成为世界名篇之一。他说：“大会已证明，神圣、清净、慈悲的世界不应成为任何教会的独占物。大会也已证明，如果从来没有产生高尚的和神圣的人格，世界上也就不会有宗教。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所有宗教的旗子和标帜上，读到如下誓言：互相帮助，决不互相抗争；和睦共处，决不毁谤他人；维护和谐与和平，不作无益之争。我赞许过去存在的那些宗教，我崇拜与他们共在的神灵。”因此，罗摩克里希纳教义也被公认为一种世界博爱思想。维韦卡南达回国后创办了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进一步弘扬其导师的思想。

罗摩克里希纳的思想具体可归纳为五，其一，发扬光大印度古典文化的精髓，以吠陀精神、尤以吠檀多思想为理想，启发人性的真与善。同时对印度教其他的和以后的各学派及其典籍，不管它们是一神教，还是多神教，也不管它们是否崇拜偶像，一并承认它们的价值和地位。其二，普天之下的宗教目的都是一致的，是“博大的爱”。各宗教是大同下的小异，仅是走向大同的路径不一样。如同维韦卡南达在演讲词中表述，不管是印度教的神祇毗湿奴、湿婆、罗摩、黑天，佛教徒觐拜的佛陀，还是基督教崇拜的上帝、伊斯兰教信奉的真主，甚至是一些较小宗教崇奉的大神，都是同质异名，各宗教是殊途同归。其三，在人与神交往的方法上，诸多宗教和教派各有各的形式，有的是礼仪祭拜，有的是偶像崇拜，有的是自修自悟，有的是心灵直接沟通。罗摩克里希纳认为，这只是人与神交往的不同阶段，祭礼、奉献、崇拜等属于低级阶段，精神沟通及内心自悟等属于高级阶段，但两者都是走向与神灵结合的同一目标。由此可见，罗摩克里希纳提出了一种“人类宗教”的体系。其四，普天之下诸多流传千百年的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必处处寻其瑕疵，刻意废黜，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更没有必要标新立异，徒生纠纷，只要温和渐进，朝着理想不懈努力，社会改良的目的就能达到。其五，宗教的使命是实现“博大的爱”，因此切忌只讲空话，而应以“为人类服务”作为崇高职责。诸如举办济贫赈灾等慈善事业是最实在的，并且在实际的社会服务中，求得自我精神的升华和解放。

维韦卡南达在国际上的有力宣传，使西方人对印度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并发生广泛的兴趣。他在国内激励印度民众认识过去的光荣，又提倡学习他人长处，竭力融合东西思想。同时他强调改革者应该亲身体验苦修生活，并以身作则。在他的努力下，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发展成为孟加拉地区最大的宗教改革组织，并在海外几十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建有数百个传道会活动中心。

1875年布拉瓦兹基在美国创办神智学社，1886年该组织在马德拉斯市郊建立分社，然而它在印度真正得到发展，应归功于贝桑特夫人。贝桑特夫人原籍爱尔兰，1847年生于伦敦，早年热衷于自由主义，后成为费边社的积极分子。1889年她加入神智学社，1893年来到印度，时年46岁。1907年贝桑特夫人担任神智学社社长，1917年又被选为印度国大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1933年逝于马德拉斯。贝桑特夫人居留印度40年间，由倡导宗教改革转而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最后献身于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她无疑为印度的近代化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

贝桑特夫人认为，要解决印度当前存在的问题，必须依赖印度古典文化的复兴。她在自传中说：“印度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恢复、加强和发扬古印度的宗教文化，它将带来新的自尊心。对过去的骄傲，对未来的信心，这必将激发起爱国精神的风尚，并作为重建印度的开端。”由此可见，贝桑特夫人的旨趣在于通过复古而后维新、改革，但她过多地强调一些旧信仰、旧习俗，加之很玄的神秘主义色彩，以致许多人深感困惑，望而却步。然而在贝桑特夫人的努力下，神智学社还是有了很大发展，它的分社遍布全印各地，对于印度、尤其是南印度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贝桑特夫人在贝拿勒斯创办了一所中央印度教学校，作为实践她目标的奋斗场所。她将自己的财力和精力几乎全部投入进去，以后学校渐渐发展，成为一所学院，后归并于印度教大学，即迄今在印度享有盛名的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

总之，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近代宗教改革运动，与以往的宗教改革不一样，它的特点在于波及整个印度，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并且与社会改革和政治思潮密切结合。正如澳大利亚的印度学专家巴沙姆教授所说：“改革也就获得了一种民族主义气息和全印度的规模。”